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在讀了保羅·莫羅（Paolo Mauro ）的《腐敗與增長》（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后，我就開始醞釀這本書。因為莫羅在文中提出，從統計學角度看，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系，這一點讓我感想頗多。當時，透明國際組織剛剛開始發布清廉指數。莫羅的觀點中，有一個事實讓我深感驚訝：1996 年，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經濟增長率卻達到10% ，而這個數字與前幾年相比還有所減少。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日本、韓國的政府也絕非清廉楷模，它們都有嚴重腐敗的歷史，不僅低級官員腐敗，而且執政黨領導人也腐敗。1996 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對比了剛果民主共和國、菲律賓以及韓國的腐敗及政治、經濟狀況。雖然蒙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奪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雖然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賓經濟，但我認為，在韓國，腐敗似乎為執政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一條路徑，也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了動力。之后，我發現了一些關于遭到省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數據，這些數據讓我產生了更多的疑問。似乎經濟增長率居前列、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譽的省份，也是紀律處分發生概率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題為“自上至下的腐敗”（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論文中，我大膽地指出，經濟增長與腐敗的關系非但不是負相關，而且具有正相關性。當然，這篇論文遭到了《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 ）雜志編委們的堅決否定。當時，他們認為分析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并且說我對此了解太少，認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有關中國腐敗狀況的數據。然而，他們的確認同我的論斷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敗行為真像莫羅所說的那樣影響了經濟增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莫羅先后在多家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他一直呼吁對腐敗進行系統性的打擊，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屆國際反貪污大會的宣傳材料后，開始對中國的腐敗感到困惑。這個會議于同年10 月在北京召開，我對參會很感興趣，但當我源源不斷地收到新的宣傳冊子時，我有些不解。后來，讀了有關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以及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以腐敗罪名被逮捕的報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寶森曾經擔任國際反貪污大會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傳冊中卻將他的照片刪除了，因為當時他被發現卷入一樁腐敗案之后自殺了。在這樁案件中，王寶森與陳希同曾試圖從在北京市區拿地的房地產開發商那里收受數千萬美元的“傭金”。（諷刺的是，國際反貪污大會會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紀大飯店的總經理正是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賄賂罪，與其父親的活動有關。）這樁丑聞的復雜性與調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興趣，后來，就陳希同案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上發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

    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表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演講。令我深感驚訝的是，雖然我當時只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學者，但《南華早報》的記者鄧伊凡不僅親自聽我演講，還采訪了我。第二天，鄧伊凡發表了一篇關于這次演講的文章，說我宣稱“腐敗有利于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我趕緊向我的導師里克·鮑姆（Rick Baum ）求證我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也參加了那次演講。后來我確信自己并沒有說過這句話，我只是提出經濟增長與腐敗負相關的言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與韓國，都在經濟騰飛階段出現過嚴重的腐敗事件。中國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關于經濟增長與腐敗為何能夠并存的問題上，我向鄧伊凡解釋說，這是因為很多非法資金被投資于中國。但由于我公開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狀況日益惡化聯系起來，我覺得必須提出一個更好的解釋。

    那時，每到夏季，我都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一段時間，仔細研究中文媒體的資料，搜尋關于腐敗的文章。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可供檢索的數字媒體，大部分中文期刊也還沒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苦苦搜尋之際發現，《檢察日報》、《法制日報》等報刊上有關腐敗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驚。到了秋季，我總是帶著一摞摞的復印資料返回我的學校。當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國的腐敗后，經常會問我兩個問題：第一，研究中國腐敗危險嗎？第二，我能否得到相關數據？當我的文件柜和書架塞得滿滿時，獲取關于腐敗的數據顯然已經不成問題了，而擺在我面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處理大量看似不合邏輯的數據。在日本和韓國，大企業給執政黨輸送政治獻金，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政治腐敗”相當于“金融膠水”，把右翼勢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們就會爭吵不休。而且這樣一來還能防止執政黨分裂成相互對立的派系，把執政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商業盟友對發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斷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力的壯大不依靠企業的獻金，也不需要出于營利動機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由于“大躍進”運動、“文革”，中國共產黨似乎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一種政治需求。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日本和韓國的腐敗是結構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國，腐敗卻是無秩序的、掠奪性的。中國的腐敗官員不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業還沒有受益于政府的經濟增長政策時就直接逼迫企業拿錢，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免遭官員的傷害，還有些官員直接挪用公款。中國的腐敗與日本的腐敗不同，它更類似于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腐敗。于是，我便提出了“雙重悖論”的概念，核心問題并不在于腐敗與經濟增長能否并存，因為只要我們回顧日本和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態就能回答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奪性腐敗猖獗、官員打劫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

    本書的寫作進度非常慢，因為我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弄清楚中國的反腐機構和如何解讀涉及中國反腐的信息。研究腐敗的難度異乎尋常，因為無論你獲得什么資料，它們所描述的情況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還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無法評測的情況。事實上，在我們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個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政府決定公開案件，公眾才能獲取相關數據。我的采訪工作進行得令人沮喪，因為那些了解實情、具有真知灼見的人顯然不愿意多講，而那些愿意講的人往往并不是當事人，他們只是道聽途說而已。此外，在中國，每年出現的腐敗案件數量多達數萬起，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應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詳細信息會被披露出來。因此，如果執著地研究個別案件，很容易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敗產生的影響，關鍵就在于擺脫個別樹木的困擾，通過考察部分樹木判斷整個森林的形態。

    在本書中，我盡心竭力地闡述了自己對后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形態與動態的理解，并力圖闡釋為什么即便在20 世紀90 年代腐敗加劇之后中國經濟依然能維持快速增長。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我對前文提到的“雙重悖論”（即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加劇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說我的結論無懈可擊，但它的確回答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進程啟動之后，腐敗問題開始惡化。自從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一直有人預言腐敗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構成致命的威脅。事實上，中國也經常被外界描述為一個嚴重腐敗的國家，政治權力與公共權威淪為了腐敗官員謀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國內及國外人士看來，腐敗已經侵蝕到了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政府由“盜賊”統治，貪官數量遠超清官數量，甚至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層也直接或間接涉貪。很多人還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宣稱開展反腐斗爭，但這種反腐與京劇表演中的某些場景相似：演員們在一片鑼鼓喧囂中拼命地圍著舞臺轉來轉去，偶爾揪出來一個“壞人”，加以指責并示眾。但盡管舞臺上的喧囂與演員的憤怒讓觀眾感覺煞有其事，但這只不過是一場表演。反腐斗爭同樣如此，被逮捕的貪官只是一些不幸運、不聰明、沒有政治盟友的“小魚”而已。很多人認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懲罰，要么是因為他在派系斗爭中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來做替罪羊的。他們宣稱，無論中國政府決定公開什么信息，都是謊言，目的是欺騙公眾，讓公眾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爭，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明白，即便腐敗影響其執政根基并阻礙經濟發展，但真要認真反腐肯定會以更快的速度導致黨亡政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高層領導只是放出一些高調的言論，將反腐之戰說成是事關黨與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實際上卻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及下屬的腐敗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觀點。毫無疑問，中國在將近30 年的反腐斗爭中采取部分舉措的目的的確是搞好公共關系，也并沒有成功地抑制腐敗，每個被逮捕的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貪官，他們只是因為幸運或者得到了政治保護而免于被逮捕，這一點肯定是沒有錯的。而且我們得到的有關腐敗的數據都是不完整的，無法知道真實的腐敗程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認為，在中國，腐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腐敗”以某種方式促進了經濟增長，或者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腐敗有本質性區別，我是不認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有很多人預言中國的腐敗將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國經濟卻一直保持著引人矚目的增幅。由于經濟學的傳統智慧一直認為（而且實證研究結果似乎也證明），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所以我們難免會問為什么日益加劇的腐敗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的危害？為什么中國能夠在腐敗問題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