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孕育巨大危險

    最近30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長的奇跡。

    一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經濟體，成功對接了全球化帶來的制造業轉移的歷史契機，一躍成為地球上另一個“超級大國”。如今的中國，不論從經濟總量、科研能力、基礎設施各個方面看，都與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僅僅看作是表述一種經濟政策取向的中性詞，而不是另一種頂禮膜拜的意識形態的話，那么在肯定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價值取向，讓中國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貧富差距過度拉大。

    過度拉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已然顯現，一方面消解了人們對改革開放正當性的理解，一方面減弱了人們對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滿足感，同時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設置了障礙。

    就中國目前的狀況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水平已經由一個相對平均的狀態轉變為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狀態。尤其是最近幾年，貧富差距的程度已經超過了“中等不平等”的國家。這種變化繼續發酵，勢必為將來的發展埋下諸多隱患，因此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擔憂。

    在過去的30多年里，從發展軌跡上看，中國基本效仿了日本的經濟成長模式：在高效而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和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但從國民財富分配的結果上看，卻產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國走過的所謂“拉美化”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拉美和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都曾經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只有日本、韓國等少許幾個經濟體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或準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國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陷入長期的停頓狀態。

    從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來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沒有快速拉大，這個國家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個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這個國家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一例外。

    也就是說，較小的貧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而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恰好處于兩者之間。

    中國眾多的人口、貧乏的資源、錯綜復雜的矛盾，都將導致中國可能永遠失去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機會。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不好，改革開放就等于全面失敗。這絕非危言聳聽。

    著名經濟學者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盧梭在《論不平等》中說過：“社會經濟不平等給予共同體中有些人過分強大的影響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體分裂成充滿敵意的幫派，都不愿意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小團體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當下中國，這話精準得令人毛骨悚然。

    先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貧富差距這種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即通過隱秘手段暴富的群體會干預立法、司法、行政，并結成特殊利益集團，吞噬經濟發展的碩果。他還說，巨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公民間的相互仇恨、對公共利益的冷漠。貧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礙。

    保護窮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責任，社會一旦出現非常富有和非常貧窮的人，再來采取措施就往往為時已晚。最好的做法是從最開始就防止財富極端不平等的情況出現，通過管理社會，保證沒有特別貧窮的人。在盧梭看來，縮小貧富差距，進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會免于陷入混亂和無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對中國來說，現在亡羊補牢，的確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經出現了非常明顯的縮小貧富差距的走勢。一系列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出臺，包括農業稅的減免、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醫改的推進、保障房的大規模建設，等等。但突發的金融危機打亂了這一進程。4萬億巨額投資在缺少監管的環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經濟的下滑，保證了就業；另一方面，巨額投資中的貪腐現象和巨大貨幣發行推高的資產泡沫，也導致財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幾年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幾近付之東流。

    誰先富了起來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基尼系數處于全球最低的范疇之內。這種超低的基尼系數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現象。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走上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貧富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脫離計劃經濟軌道之后，私營經濟開始活躍起來，一部分率先下海的人先富了起來，一部分高級職業經理人開始富了起來，一部分專業技術人員開始富了起來。隨著財富總量的增長、投資渠道的增多，一部分炒股的人富了起來，一部分炒房的人富了起來。

    同時，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占據明顯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就獲得了更加迅速的發展，從而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與西部地區居民的差距。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讓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也是分階段的，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特征，在每個階段，人們獲益的水平也不盡相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和進一步確立，每個階段獲益較大的人群自然會跟獲益較小的人群進一步拉開收入差距，這也符合自然規律。

    可見，誰能洞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勢，誰能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保持同步，誰就能獲得先機，率先富裕起來。這無可厚非，也不必以道德眼光對之強加否定和批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客觀原因造成的。

    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進程中，也造就了另外一個巨大的先富群體——他們更多的是依靠非法或者合法的方式侵吞社會財富。這個群體的迅速膨脹是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的更為本質的原因。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一個計劃與市場、權力與市場交織混雜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轉型的必然產物，同時也被實踐證明是經濟趕超的卓有成效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模式，也必然為財富的巧取豪奪留下許多“空當”。

    在“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思想指引下，崇尚擁有財富而不問財富來源成為從官方到民間的普遍共識，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笑貧不笑娼”成為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依靠非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方式獲得財富的比例越來越高，“灰色富有階層”“黑色富有階層”迅速形成壯大。

    這個暴富階層分布在“管、產、學”各領域，其核心特征是通過權力勾兌獲得財富。他們可以分為這樣幾個層次。

    第一類是貪腐官員或者國有企業管理者，通過幫助商人、企業獲得特殊利益，或者通過提拔干部變賣權力，獲得巨額賄賂。

    第二類是通過賄賂政府官員獲得項目的商人。

    第三類通過在企業改制、上市、購并等途徑瓜分國有資產，過多占取公共利益的企業家。

    第四類是依靠家庭背景或者特殊關系，掌握信息套利或者充當掮客的投機者。

    第五類是利用市場監管漏洞，以次充好，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的不法商人。

    第六類是在企業運行中，通過貪污受賄，獲得不法收益的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經理人。

    這六類人群的不斷壯大，在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同時，也極大地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導致市場失真，讓一些真正守法經營的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稅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糾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現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基本上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備的個人財富報稅和核查手段，個人所得稅事實上成為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資稅。房產稅、遺產稅稅種也遲遲沒有推出。依靠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征收機制，根本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別說對“黑色財富”“灰色財富”的抑制了。

    最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滯后，更加助長了貧富差距。與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表現出一種明顯滯后的情形，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有效地保證失業隊伍的基本生活問題，對農村貧困人口的輔助更是杯水車薪。

　　綜上所述，在多種因素影響之下，中國收入差距過大現象日益嚴重，并對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