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衛祥云 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

    一

    我不是經濟學者，更不是政治學者。我只是一個關注國有企業改革，關注宏觀經濟與社會發展，并勇于說實話、敢于說真話的經濟學人。由于上大學時學的是財經專業，曾經當過公務員，又在機構改革中到行業協會工作，遇到了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才算進入了非營利組織應用研究領域；又由于在原商業部、國內貿易部等政府機構中擔任相應職務并從事商辦工業和消費品流通管理工作，對工業企業運作有所了解，尤其是對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了解較多，所以又開始研究國內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并從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入手，開始涉獵收入分配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房產稅改革等宏觀經濟問題。

    因為我既有政府部門工作的經驗教訓，也有對行業協會等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實踐，在工作中和企業家接觸較多，并要在為企業服務的過程中為本單位的工作人員獲取必需的收入，所以，我一直認為我看問題的視角還是比較精準的。在我有限的研究工作中，力求做到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但要做到這一點，切實不易。不僅要不斷地學習，充實各種知識，而且要善于觀察和認真思考，才能形成理性建議，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和國家改革參考，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普及知識、引發思考之作用。

    我深知自己的經濟學基礎與經濟學家們有較大差距。他們都是掌握了大量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后，應用到研究中，從而提出理論以指導實踐。而我是在現實生活中和工作中遇到經濟學問題需要闡明有關原理的時候，再用我的觀點到經濟學知識中尋求基本原理，加以印證和對照，并通過相互促進提出較有說服力的觀點。所以，我只是定位于在經濟學領域不斷學習和攀登的人。

    二

    本書是我對中國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集中思考。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思考并非一開始就有完整的綱要或藍圖，而是伴隨我近十年來工作與實踐的積累，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不斷豐富、逐漸系統化的過程。這大概和我們國家三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在演化特征上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國企改革既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關鍵環節，也與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密切關聯。對于此項改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也有許多不同的觀點，不乏真理的火花和激烈的碰撞。中國過去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理論上的探索遠遠不夠，而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現有理論體系又不能自圓其說。因此，難免出現執行中的偏差和失誤，甚至會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中國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無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來講，存在易被社會輿論混淆的兩類問題，一類屬于價值層面，一類屬于操作層面。前者界定國企改革應該改什么，或者說，什么是國企改革的“正確的事”；后者明確國企改革怎么改，或者說，國企改革如何“正確地做”（如何才能“做對”）。二者結合起來，才是國企改革的題中要義——如何“把正確的事做對”。

    國企改革應該改什么？在我看來，其價值層面主要涉及分配問題、思路問題、壟斷問題、效率問題和體制問題等，亟需認真研究解決，有必要納入“頂層設計”體系。研究解決這些問題，不僅對國企改革很關鍵，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分配問題。當前對壟斷大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嚴重的分配不公，而且這一問題越積越大，深為廣大民眾詬病，已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壟斷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與國家公務員在薪酬分配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嚴重的互相攀比和部分公務人員的心理失衡，助長了腐敗，毒化了社會風氣。一些專家學者雖然提出了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制、經營者持股和經理期權等主張，但在實踐中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不僅起不到激勵作用，反而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

    所以，我認為國有企業的分配制度改革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堅持國有企業關于“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改革方針，力爭在關鍵領域有所突破；二是不能盲目地把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入與國外企業相類比；三是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應該實行一套符合中國現狀的分配管理制度，即實行公務員管理或者“準公務員”管理。

    關于思路問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通過“抓大放小”戰略，國企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就以后，改革的動力有所減弱，改革的方向似乎與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發生偏離，甚至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的缺陷越來越明顯。很多簡單問題被復雜化了，一些具體問題又被抽象化了，理論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教條化了。

    所以我認為，壟斷和公益性國有企業不能“股份化”，企業管理應實行“準公務”管理。在具體改革思路上特別需要注意以下三點：一是凡涉及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國家安全、軍工和具有公用性質的國企一律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在上述領域已經實行股份化的國企應分期分批回購，回歸國有體制；從而確立一套嚴格科學的國企管理模式和架構。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應逐步退出，讓位于民營企業。三是國企實行嚴格的“準公務員管理”。從領導層到員工，均應參照國家公務員的管理模式實行嚴格的“準公務員管理”，實行“行政級別制”和“專業人員職務聘任制”等。按照這個思路，把壟斷性、公益性國有企業與競爭性國有企業分開，然后再去研究和部署具體的改革措施和辦法，這才叫正確做事。

    關于壟斷問題。我堅持認為，國有壟斷企業不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因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企業實行“股份制”。“股份制”企業的特點有二，一是產權明晰且要落實到自然人，而國有壟斷企業的資產是全體人民的，無法落實到每個自然人；二是企業資產可以交換、轉讓和出售，而國有壟斷企業的資產不能交換、轉讓和出售。“現代產權制度”的核心是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實現企業資產的可交換、轉讓和出售。而國有壟斷企業的產權十分明確，即全民所有或國家所有，同樣不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也沒有必要去這樣做。當然，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是應該鼓勵這樣改革的。而在壟斷性和公益性國有企業改革中可以搞民營企業的進入試點。試驗成功后可推廣，不成功就停止。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不允許民營企業搞試點，而過早地引入了外資或外企。

    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首先要正確區分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然后分類研究國有企業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認為國有壟斷企業和公益性國有企業只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才能完成全體人民賦予國家的重托。目前在國有壟斷企業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即使不是最優選擇，也應該是最正確的選擇。同時，我認為這種改革思路對我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業的改革也有借鑒意義。

    關于效率問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效率孰高孰低，永遠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因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亦不同。國資管理部門往往引用絕對效益和同比增長率，但這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要的是“政績”，而非“實際效率”。我舉兩個例子：從2009年和2010年的中央企業公開披露的經營情況看，資產利潤率只有2.83%和3.49%，比存銀行的利息還低很多。另外按照2009年中國企業500強統計公開披露的信息看，國有企業的資產利潤率為1.5%，而民營企業的資產利潤率為3%以上，相差100%。

    從這兩組數字看，完全可以引起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路徑和思路的反思，即應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對國有企業改革思路進行校正。

    關于體制問題。從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現狀和長遠目標出發，還是要把重點放在體制改革上。我認為如果再不厘清國企改革的思路，對國企體制改革進行校正，將對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造成難以愈合的創傷，并影響到諸如政府職能轉變等其他方面的深層次改革，甚至影響到安定團結、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的終極目標。

    當前，要使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正確的道路，就必須要明確“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概念發生混淆，必然會像“盲人摸象”，把“局部”當全部，從而無法準確“定位”，也就難免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最終貽誤改革的大計。至于學界熱議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現象會長期存在，并以各種手段和形式出現。由于這一問題本身屬于“偽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結論，所以我們還是不要糾結于概念之爭，而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研究現象背后的問題實質。

    三

    厘清了中國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上述基本問題，也就從價值層面界定了什么是國企改革的“正確的事”。接下來，因循“由道而術”的研究進路，進一步考慮國企改革的實際操作思路，明確國企改革應該如何“正確地做”（如何才能“做對”）。

    國企改革究竟怎么改？這個問題屬于如何“把正確的事做對”的操作層面。對此，我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與思考。在我看來，目前在國企改革中，必須敢于面對和正視如下不容回避的五個方面內容。

    一是分類管理。從宏觀管理的角度出發，對公益性國有企業、壟斷性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分別對待，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首先要明確公益性國有企業和壟斷性國有企業主要存在以下領域和行業：土地、港口、石油、煤炭、電力和地質礦產行業等自然資源行業；軍用航空、航天業和兵器制造業等軍工行業；基礎科學研究院（所）和部分國有大專院校等；電視臺、廣播電臺和部分出版社、報社、雜志社、互聯網傳媒產業等文化傳媒產業；供水、供氣、供電和郵政等公用事業行業；鐵路、公路、機場和航運、海運等公共設施行業；承擔國計民生重要商品儲備和重要戰略物資儲備的流通產業；政策性金融服務業；公益性國有醫院；與上述行業或產業相關的部分企業等。

    除此之外，則應明確國有企業要分階段、分期、分批退出競爭性領域。在分類管理上，要明確兩個概念：一是對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問題，要先試點、后實踐、再推廣，其中，對外資企業進入壟斷行業也要與民營企業一視同仁；二是對國有企業目前在競爭領域的經營情況要具體分析，對癥下藥，制訂逐步退出的時間表。不能因為目前部分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還有利潤就高枕無憂。謹防一旦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重蹈“國企脫困”的覆轍。

    二是統一出資。企業從出資人的角度出發，凡屬于國有或國有控股的資產出資人只能是一家。目前，在我國國有企業出資人不能落實到自然人的情況下，以中央企業為例，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唯一的出資人（全國人民）的代理人，即用通俗的話講，實行“大國資統一管理”。

    但是，目前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僅包括120家大型企業。沒有實行大國資統一監管的企業還有三大類。一是金融證券業的國有企業，如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等；二是分散在國家各個部委的直屬企業，如鐵道部、交通運輸部等部門企業；三是通過事業單位改革包括文化傳媒產業改革形成的文化國企等。其資產歸屬尚未明確，包括文化傳媒產業領域市場準入方面的無形資產，都應該明確其評估辦法和出資方式。對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應委托“國資委”或“發改委”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也應該鼓勵和支持專家、學者共同研究探討，甚至開展全民大討論。對目前一部分省市實行的“國資統一管理”模式試點應予支持。

    三是行業監管。按照建立中國市場經濟管理體制要求，根據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國有企業要分別接受行業管理（行政監管）和業務指導。

    首先，要明確國有企業雖是“特殊企業”，但不能搞特殊化。要遵照“企業法”和“公司法”的要求去登記、注冊，履行法定義務。凡是要求其他企業做到的，國有企業都不能搞例外。其次，國有企業負有重要的社會責任和公共使命。尤其是公益性和壟斷性國有企業，更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至于文化國企，按照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法律（包括憲法）規定，業務指導與監管單位不僅有政府職能部門，還有執政黨的職能管理部門。這是國企改革面臨的新課題，也是行業監管需要重新定位的問題。

    四是階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從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有進有退”的戰略方針，到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主持的“抓大放小”改革，再到目前的繼續改革，每個階段應根據不同情況，實事求是地提出和執行不同改革方針和政策。

    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一新的發展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探討和解決，確實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深水區”。對于國企改革的決策者來說，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措施和方法確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虞。而前人之鏡，可為后人之鑒，但“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審時度勢，進行決策，則是淺顯明白的道理。國有企業的決策者尤其需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做好現階段的頂層設計。

    五是產權到民。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讓國有資產和其創造的價值能夠真正落實到全國人民。不容諱言，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陳志武、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和學者提出了相當有見地、有水平的觀點，當然也有不同的思想和言論。本人雖對此觀點堅定支持，但認為對此大可不必以進退為界、以左右標簽、以好壞分野，而應該允許發言、允許討論、允許質疑、允許提出更好的見解。只有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理才能越辯越明，越能為國企改革的決策者起到警示和參考作用。

　　四

    國企改革研究是對中國改革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進行的研究，應秉持獨立、客觀和理性，切忌發表諸如“打倒壟斷國企”和“國企紅利分配是偽問題”等情緒化言論和未經深思熟慮的觀點。至少從目前國有企業存在和經營的現狀看，壟斷性國企尤其是公益性國企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應該上繳紅利的。這也是國企改革階段推進繞不開的議題。我們一定要盡力避免制造對抗氣氛和人為制造矛盾，以免“欲速則不達”。

    而且，我認為，文章在精不在多，觀點要有一致性。對于深思熟慮的觀點和思想，一定要通過不同渠道、不同手段和不同的方法設法予以傳播。有的利國利民的事例和其代表的觀點要反復不斷地講述，闡明其內在的邏輯和道理。不能因為于己無關，不能因為一時難以起到作用就灰心喪氣。對于公平與公正之思考，此乃一生孜孜追求之目標。為此，可以舍棄許多無用的煩惱和旁思。

    我甚至認為，所謂的研究都是人為的。雖然，對于一個問題的研究和闡釋一定是五花八門的，但不乏共同的理念和道理，通過求同存異一定會使真理愈辯愈明。所以，我們搞研究一定要獨立客觀，不受人為干擾，不為意識形態所囿。唯有研究過程嚴謹、深思、理性，才能使研究結果比較準確，有的放矢，方能使制定政策的人選擇采用；但供采用不是唯一目的，而觀點的正確和歷史感是唯一的。如果研究唯權力馬首是瞻，只為解讀當局政策，甚至對明顯錯誤的政策曲為掩諱的“官學”研究結果，則越少越好。那種既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又貽誤良性改革的研究應該休矣。為被采用而迎合權力的想法和做法不可取，但手段的運用可有一定的靈活性。

    我相信，我的努力一定會有回報。不只是對自己，還有社會和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