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相當多經濟學家都篤信基于市場自由、盡可能少的政府監管的金融體制，乃至將之放大到市場體系和全球經濟體。很多人相信，“危機—蕭條—繁榮”式的經濟周期已成歷史，市場經濟已經開始進入類似永動機的平穩狀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世界是平的》等謳歌經濟全球化的著作風靡全球，人們相信可以從金融創新和投機中獲得只賺不虧的收益。

　　危機讓先前的盲目樂觀，統統變成了笑柄。那些曾經發表過錯誤或者嚴重誤導性判斷的經濟學家和投行專家們，在保持了短暫的沉默后，又開始致力于對這場危機進行解釋。與之同時，卷入危機最深、向美國政府伸出援手爭取到最多救市資金的華爾街頂級投行們，其高管也被迫就此公開作出說明。這兩類群體都傾向于將危機說成是超出判斷和控制的意外產物。他們寧可為此勉強地承認市場體系和數據模型存在一定缺陷。

　　換言之，金融危機的成因被解釋為不確定性，而不是主觀責任造成的風險。不確定性是世界復雜體系中，超出人類現有認知水平出現的異變。如果真要歸結為不確定性，那么投行高管、金融業界精英、監管官員、經濟學家確實不應為危機承擔問責責任。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2011年，影片《監守自盜》獲得第83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這部影片通過詳盡的資料搜集，追訪了華爾街投行為代表的全球金融業巨頭、美國監管部門官員和國會議員、財經記者、經濟學家，揭露和列舉了大量讓人觸目驚心的事例證據，充分說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并不是前述人等所稱的“不確定性”，而是金融機構、監管部門、學術機構等方面精英人群“監守自盜”所催發的一次事故！

　　《監守自盜》導演查爾斯·弗格森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曾表示，“這場源自大量欺詐的金融海嘯過去整整3年了，但至今仍然沒有哪怕一位財務總監被送進監獄，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更讓他失望的是，即便影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普遍好評，但針對銀行家和瀆職官員的問責仍無跡象，相反，那些曾經一手造成或放大了金融衍生品泡沫危機的“肇事者”，這兩年還紛紛“重出江湖”，欺詐生意經改頭換面的包裝后再度上市；更為嚴重的是，讓泡沫、風險、瀆職等問題得不到處理乃至基本遏制的政商勾結，迄今陰魂不散。查爾斯·弗格森決定將影片內容改寫為一本內容更為翔實的圖書，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監守自盜》。

　　揭示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成因，揭露華爾街和美國監管部門的失職責任，市面上已有多部優秀作品，也均引進到我國內地出版，如《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自由市場的墜落》等。通過這些作品和《監守自盜》，我們可以梳理出三條相互聯系的金融危機（金融事故）責任鏈條。

　　首先，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美國加速由工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轉型，金融變得特別重要，華爾街投行開展了大量踴躍的金融創新甚至是空前的金融冒險。這些努力的確維持并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繁榮，但受益者主要是投行高管以及通過“旋轉門”在金融界、政界和學界自由出入的精英們。前所未有的高額薪酬讓冒險顯得特別有利可圖。金融業務的復雜化特別是金融衍生品的出現，讓金融機構利用信息不對稱優勢，將風險轉嫁給客戶成為可能。這幾十年來，垃圾債券、杠桿收購、掠奪性投行業務都造就了一批金融新富，失敗代價和社會成本卻主要由美國公眾來承擔，這無異于是對不負責任金融冒險的變相激勵。

　　其次，意識形態驅動的去監管化，成為了里根至小布什各屆美國政府的政策方針。羅伯特·魯賓、拉里·薩默斯、艾倫·格林斯潘等人是這一時期美國金融監管的代言人，他們在亞洲金融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崩盤、互聯網泡沫吹破等一連串事件后，仍然拒絕加強監管。

　　第三，美國諸多高校、民間智庫以及供職于政府監管部門、金融研究機構的專家，被華爾街投行“俘獲”，為金融冒險、去監管化開展了長期的公眾游說。《監守自盜》書中揭露了投行操縱下，一些經濟學家不惜篡改研究報告數據，并以虛假數據得出誤導性結論的案例。

　　《監守自盜》相比上面提到的多本討論同一問題的優秀作品，更大的看點在于，由于這本書是由紀錄片擴充改編而成，因而引入的具體事例證據更多，且敘述更為完整，有助于讀者更為清晰地理解。查爾斯·弗格森在提及的事例中，都引入了對涉事投行高管、官員、經濟學家的對話內容，提高了全書觀點和敘述的公正性。

　　查爾斯·弗格森并不一概反對金融或金融創新，他在《監守自盜》一書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議是，對金融行業的收入公平地進行課稅，對金融交易課稅，消除那些打著“創新”幌子而從事著逃稅或者做空自己發行的證券的金融活動；通過金融監管降低金融業的集中度，限制其開展政治游說的空間，嚴格禁止“旋轉門”雇傭等變相腐敗行為。這些建議對于金融業發展空間巨大、也面臨監管問題的中國，顯然也有參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