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金融危機讓美國遭受重創，經濟命懸一線；五年后，美國經濟獲得意想不到的回歸，就業在增加，房價日趨穩定，股價日漸回升，負債逐步下降，競爭力逐漸恢復……這一切是怎么實現的？ 《美國回來了：終結經濟危機，開啟全新紀元》一書在一個廣闊的視野上，全方位地解讀了美國經濟的“回來之路”。
“回來了”
書的開篇，作者馬克·贊迪就用一系列數據對比，讓我們在驚訝中相信美國經濟確實回來了。金融危機爆發，吞噬了美國82萬個就業崗位，隨之而來的裁員潮又蒸發了875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每月以0.5%的速度攀升，很快滑入兩位數的泥潭。隨著房價下滑，價值縮水1/3多，美國人的平均“負資產”達到五萬美元，1000多萬家庭房易其主，一億多信用卡爆卡作廢。股價受到重創，最低時甚至腰斬，除去通脹因素后人均資產凈值被打回20世紀90年代中期水平；隨之而來，仇富愈演愈烈，“占領華爾街”運動震驚世界，美國國庫券信用率先降級，政治風險和公共債務負擔攀升讓美國主權信用也被降級……
2009年4月，幾乎沒有人相信美國經濟出現的某些積極信號是“希望曙光”；2010年，很多人仍將美國經濟的弱勢復蘇看作是“回光返照”；2011年，美國經濟連續四個季度增長，但依然沒有打消全球對美國經濟是否真的步入復蘇軌道的疑慮；到2012年，判斷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以至2013年1月末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2012年四季度經濟增長率初值僅為-0.1%(最后確定的終值為0.4%)時，市場不僅沒有恐慌，反而認為美國經濟復蘇動力“強于預期”。2013年，美聯儲將經濟增長預期調整為3.0%-3.5%，4月26日公布美國經濟增長率初值被確定為2.5%時，市場普遍認為“弱于預期”……
如今的美國，房價企穩回升，各行業、各地區就業機會恢復如前，各家金融機構鞏固了基礎，雖然股市與美元匯率依然波動頻繁，但整體走出一波強勁升值，連破歷史紀錄，美聯儲也已經在議息會議中開始討論終結QE的問題了。美國經濟復蘇動力強勁，消費貢獻了近九成，投資貢獻了近六成，只是貿易及政府支出稍拖了后腿。贊迪對此似乎一點也不擔心，他認為“美國工商業大幅降低了成本架構，成就了半個世紀以來空前的全球競爭”。
“回來之路”
書中，贊迪引領我們回顧了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及其余波的來龍去脈，對包括總統、國會、財政部、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內的政府機構如何梳理世情和國情、在金融危機災難中作出的一系列非同尋常的應對決策和決策執行的情況，進行了客觀的描述和深入淺出的評估，讀者在了解美國做了什么、為什么這么做以及迄今為止收效如何的過程中，對美國經濟的回來之路也就一目了然。
一是及時的財政刺激。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推出了約為GDP 10%的財政刺激；2009年2月通過的《復蘇法案》又包含了一攬子近8000億美元的四年計劃方案；美聯儲還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購買了以萬億美元計的國庫券和政府擔保次債……財政刺激維護了金融體系的穩定，遏制了經濟的自由落體，為掉頭回升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是強大的政府信用。書中最引以為傲的是美國政府的強大信用。贊迪在書中直言：“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是經濟的堅強后盾，而人們常常無視現實，正是這種無知和偏見助長了形形色色的大放厥詞”。政府擔保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按揭貸款，真正讓房價觸底反轉；政府對金融機構、企業的援助，為日后制造業復蘇立下汗馬功勞……正是政府的不離不棄，堅定了人們創業和投資的決心。
三是持續推進的“能源獨立”。過去幾十年里，美國貫徹“開源、節流、調結構、提能力”的能源政策，“能源獨立”趨勢日益明顯，不僅持續地促進了美國就業、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長，也夯實了美國能源安全的基礎，相對低位的油氣價格帶動了美國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復興。
四是“再工業化”推進制造業復興。金融危機使美國各個階層充分認識到制造業復興的重大意義，在新技術、日益改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產業鏈的支持下，制造業正加速向美國“回流”，不僅包括福特、卡特彼勒、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型美國企業，也有聯想、東芝和空客等國外企業，占GDP的比重逐漸回升。波士頓咨詢公司更預測，到2020年前，美國每年可以從歐洲、日本和中國等出口大國，奪取700億至1150億美元的制造業出口額。
“回來”的啟示
中美國情不同，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既有共性，也必然會有差異。美國經濟看得見的“回來”之路，對我們無疑是有借鑒意義的，但我們更應該看到中美相似政策背后的差異，看到美國經濟“回來”之路背后的實質性影響因素，把握趨勢，未雨綢繆。
一是消費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可靠的基石。同是天文數字的財政刺激，中國主要用在了投資，而美國2/3用于臨時性擴大消費，1/3用于減免稅收，中國短期之內造就了“這邊風景獨好”，但后勁似嫌不足，美國短期之內見效甚慢卻確立了長期利好。
二是所有刺激政策都應有退出規劃。贊迪在《美國回來了》中強調：“所有刺激政策的宗旨都只是終結蕭條、帶動復蘇，而非為長遠發展開創局面；判斷刺激手段的優劣，不僅要看危機時的有效性，而且要看退出后的平穩性”。美國金融危機后通過的大量刺激政策，都有完整的博弈計劃和退出方案，而這，正是我國經濟刺激政策可以借鑒的。
三是創新能力。美國這一輪制造業復蘇，表明勞動力成本在制造業決策中的重要性越來越低，機器人技術的使用、廉價的能源、產品制造和技術研發相互依賴，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國不能在科技創新力、高技能人才培養上突破，“中國制造”的未來之路很難判斷。
四是不可沉湎于金融業的表面繁榮。從當年不可一世的荷蘭到曾經日不落的英國，均因為沉湎于金融業的表面繁榮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最終都從顯赫的終點又回歸于平平的起點。目前我國正有過度放大金融本身價值的不良趨向，美國加強金融監管、推進制造業振興，無疑是對我們的及時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