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一個人無論出身于怎樣的階層，只要努力工作，遵守法律和道德，按照社會規則行事，就能獲得成功——這就是一直以來讓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美國夢”。構成美國建國基礎的北美殖民地，主體人群本身就包括那些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受到壓迫或某種排擠出走的人們；美國開國后的相當長時間內，從愛爾蘭到中東歐國家而陸續抵達的移民中，包括那些自覺在原先的祖國找不到發展機會和空間的“冒險家”，還有深受饑荒困擾的底層貧民。

    美國開國后的持續擴張，為這些新移民特別是“冒險家”們提供了施展拳腳的空間；相比歐洲國家較少的政府干預傳統，讓原先的貧民人士可以憑借聰明才智“白手起家”。20世紀以來，美國又成為公共物品供給較為齊備的國家典范，基礎教育、勞動權益保障、退休福利等制度確保了絕大多數人不因家庭出身等起點劣勢而落敗；人們還從社區自治傳統、完備的法律體系、活躍的市場創新機會、多元化的風險投資支持體系中獲益。簡言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美國夢”在長期以來是可能的。

    “美國夢”是美國社會矛盾最好的減壓閥，在世界范圍內對美國吸納人才發揮著重要的向心力作用，使其長期保持著創新活力。但在近年來，美國方方面面都在疾聲吶喊，“美國夢”一定程度上變得黯淡：貧富差距拉大，這直觀表現為富人階層與普通民眾的收入差距拉大到歷史新高。非但如此，普通美國人獲得的退休金保障變得更低，相當部分的老年人因在先前臨近退休時期支付生活開支的需要而提前支取了401（K）退休儲蓄，在退休后變得沒有任何生活來源；提前支取401（K）退休儲蓄又與工作機會不斷縮減直接相關，美國企業將就業崗位大量外包到海外，讓許多美國人找不到工作，又達不到領取條件苛刻的失業救濟的條件；美國政府這幾十年來不斷縮減對醫療、基礎教育、公民獲得高等教育的學費補助等公共物品的投入，普通美國居民在這些方面不得不支出更高——這些問題的積累和疊加，讓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受到很大影響，普通美國人“白手起家”、“老有所養”的難度則高于歷史其他任何時期。

    全球知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就曾指出，“盡管長久以來人們一致認為美國人比歐洲人享有更大的社會流動性，但其實美國已不再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度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的《被出賣的美國夢》，則從普通美國人工作和權益保障的角度，對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上述問題在美國公共政策的層面開展了更深入的探討。《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的作者唐納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爾是全美最受尊敬的調查報道搭檔，曾在《名利場》等知名報刊共事40多年，兩度獲得普利策新聞獎和美國國家雜志獎。

    《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指出，這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總體上并不利于保障和增加就業，也創造了嚴重不公平的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首先，在稅收制度上，創造諸多讓富人可以獲益的制度安排，富人通過在海外避稅天堂逃避了絕大部分稅收，美國稅負的主要承擔者是中產階級。其次，美國政府不斷放松對多個行業的管制，縱容這些行業內掀起更頻繁的橫向并購，行業內的大企業集中度不斷提升，最終造成這些行業普遍化的向海外轉移工作崗位、降低美國本土崗位。第三，金融領域的去監管化，事實上鼓勵了不負責任的金融冒險，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救市成本由美國納稅人買單；非但如此，那些金融冒險的受益人通過政府救市扶持而減少了損失，普通美國人則成為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的持續受害者。第四，鼓勵美國企業向海外轉移就業崗位，在美國本土裁員，以便促成相關企業股票的升值，提高股息，并提高高管薪酬。第五，削減工會力量，讓美國企業能夠消除職位，并把永久員工更換成低工資和沒有福利的合同工。第六，允許跨國公司在海外蘊藏利潤，逃避繳納盈利稅。

    唐納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爾在書中還介紹了這六大方面的破壞性政策，對美國原有的中產階級人士帶來嚴重影響的多起個案；對美國政界人士、主流經濟學家、華爾街為越來越不公平經濟現實所發表的辯護解釋，一一給予了嚴厲批評。全書末尾提出了“修復‘美國夢’”的一系列政策建議，包括修改稅法，重新建立公平的累進式稅收結構；重整美國制造業以解決就業問題；按照公平貿易原則減少那些可能對美國國內產業、就業造成破壞的貿易進口；重新建立長期持續、分階段的基礎設施投資；建立適應互聯網經濟的就業培訓機制；重建嚴格而適度的監管體制。

    《被出賣的美國夢》一書對于中國讀者同樣有著警示意義。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監管越來越少、公共產品供給越來越少，企業和行業自律、市場調節都不能替代法治和政府監管。一味去除管制和監管，并不能帶來經濟學家所宣稱的良性秩序。這本書中提及的政策選項，一旦成為美國公眾共識并轉化為政策，將對中美貿易等方面造成重大影響，需要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