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中國制度書系出版研討會”不久前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防大學的多位著名學者在會上暢所欲言，縱論中國制度書系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中國制度書系是胡鞍鋼教授和王紹光教授領銜創(chuàng)作的《中國集體領導體制》（胡鞍鋼著）、《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王紹光、樊鵬著）、《目標治理：看得見的五年規(guī)劃之手》（鄢一龍著）等三部著作，還包括即將出版的《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王紹光、胡鞍鋼、樊鵬著）一書。
本文系胡鞍鋼教授在研討會上的即席發(fā)言。
胡鞍鋼：在昨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論壇上，我就講了一個核心觀點：中國的創(chuàng)新需要中國學者來歸納、提升并且有效地“走出去”。千萬別讓中國的創(chuàng)新由外國人來總結，然后我們去學習外國人，再去總結中國創(chuàng)新。
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經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2003年，約翰·桑頓(John
Thornto)教授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開設了“全球領導力”課程，旨在培養(yǎng)中國青年一代深入了解今日中國迅速變化的國際地位，培養(yǎng)他們的全球視野。桑頓教授邀請我講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這個課程上以“知識與發(fā)展——21世紀中國新的追趕戰(zhàn)略”，即以人為本的新發(fā)展觀，說明知識、技術對于一個國家和企業(yè)的重要性，從宏觀上描述了利用知識帶動經濟發(fā)展作為中國新的追趕戰(zhàn)略的重大意義。而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助手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K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了著名“北京共識”，在這個共識中專門介紹了我的“綠貓論”等觀點。“北京共識”出來以后，我們中國學者才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是將該文翻譯分兩期《國情報告》送領導同志參閱，接著我以《對中國之路的初步認識》為題寫了《國情報告》，介紹中國不同時期的追趕戰(zhàn)略，總結中國之路的特點和經驗也就是說中國道路要比“北京共識”更貼近中國實際。而后黃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出版了《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8月版），黃平的文章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經驗”?》(前言)。由此國內學術界才開始爭論“北京共識”。
2006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做短期訪問研究，雷默在紐約請我吃飯，說我研究中國受胡教授影響，也令我吃驚，我就很納悶，你什么時候受我的影響呢？他說，我在1992年、1993年在美國紐約《僑報》上發(fā)表的國情研究系列文章，他都看過，正是這些文章引起了他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如《中國經濟發(fā)展為何總是大起大落》的文章。
我一直在想，實際上，無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理應是由中國學者提出來的，但是我們并沒有明確地大膽地提出來。當然我們不一定用“北京共識”這個詞，而是用“中國道路”。這是10年前發(fā)生的一件事情。對此我一直認為是一個學術遺憾。
我和王紹光教授已經合作已經20年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愿，就是由我們自己發(fā)現(xiàn)中國的創(chuàng)新，從學理的角度來闡述中國的創(chuàng)新，介紹到國際學術界。
我們有幾本英文書在海外影響非常大：第一本就是《中國：不平衡的政治經濟學》（1999）；第二本就是《中國經濟危機：國家能力與財稅改革》（1999），這是我們《國家能力報告》（1993）的英文版。第三本就是《2020中國：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這本書是由約翰·桑頓教授主持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助的《中國思想者》系列叢書之一。在該書出版后，約翰·桑頓教授親自寫《序》推薦，送給華盛頓關鍵機構和人員，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要求國務院相關人員要仔細研究。現(xiàn)在這本書被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當代中國主要研究機構作為重要參考書。前兩天我的一個學生告訴我，她所在帶美國賓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學生都仔細研讀我的這本書，以了解中國未來是什么走向。
2005年，前任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一位經濟學家（后任職于美國財政部）跟我見面的時候曾直接問我當時在做什么研究。我問他，這很重要嗎？他說是的，“你研究的問題一定是中國最重要的熱點問題，我們時時刻刻關注你”。幾天前，我在辦公室接待了美國國務院國際經濟局的經濟學家和大使館的官員，這位經濟學家是專門研究中國“十二五”規(guī)劃的，應他們之邀我詳細介紹了中國的五年規(guī)劃的制定過程以及有關的中國政府決策過程，如何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還包括中國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等內容，這些都反映在我們即將出版的《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一書中。他們當時就向我索取《中國集體領導體制》這本書，想了解這本書都講了什么。他們承認中國集體領導新老交替是成功的，是可預期的，對美國國家核心利益也是至關重要的。
實際上現(xiàn)在看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背景和使命就是中國學者能不能將中國的自主創(chuàng)新、原始創(chuàng)新、獨特創(chuàng)新，包括政治創(chuàng)新、經濟創(chuàng)新、社會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由我們的學術界把它們變成學術主題、學術前沿、學術創(chuàng)新。當然《中國集體領導體制》這本書并沒有更多地去討論學術問題，但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框架（本書14—15頁），實際上研究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信息經濟學或者說信息政治學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知識的不對稱性、信息的不對稱性和權力的不對稱性。如果解決好這些問題，決策就容易形成共識。因此我的核心觀點是：從知識的角度來看，一定是集體的知識優(yōu)越于個人知識；從智慧的角度看，一定是集體的智慧優(yōu)越于個人的智慧；從決策的角度看，一定是集體的決策優(yōu)越于個人的決策。
盡管我沒有展開討論，但是我的理論分析框架已經找到了一個學理的基礎。如果同時也比較一下美國的決策機制，你就會發(fā)現(xiàn)，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發(fā)動阿富汗戰(zhàn)爭，是一個典型的決策失效問題。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受歐盟研究機構委托，請我談談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決策的影響，我的回應是，研究或訪談專業(yè)化智庫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比關注某一個或者某幾個學者更有意義。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現(xiàn)在正在建設更加專業(yè)、更加職業(yè)的智庫，不僅有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這樣頂級的研究機構，還有一流的大學智庫，我建議把該項研究課題的方向適當加以調整，重點討論中國的智庫建設和發(fā)展。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在制定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時，80項戰(zhàn)略研究，大學智庫占了一半以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提供的研究報告是最多的。我認為，就像《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所講到的，中國這個東方巨人的“大腦”是兩個大腦，一是黨中央、國務院，另一個就是包括頂級的智庫，當然也包括來自人民的創(chuàng)新等等。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完全有條件使自己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前沿研究，要源于中國實踐、扎根于中國大地，又要高于中國實踐，從而進一步指導中國實踐。這是中國學術界的歷史使命，與中國發(fā)展同行！
《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的寫作，客觀地說是我去年6月在牛津大學就已經完成的，之后就交給了出版社，我基本沒有再改。為什么沒再改呢？因為我盡可能保持我的原作的“原汁原味”，國外研究機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希望收錄我的著作的“原始版本”（指未經出版社編輯和出版的）。今天的這幾本書是我和王紹光教授精心設計的，實際上是四本書，還剩一本書《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這是應香港特區(qū)政府撰寫的，他們特別希望了解中央政府是如何決策的。此外《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英文版很快將由世界最大的學術圖書出版社Springer出版，還會有其他外文版。我爭取出一本中文版，就出一本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到國際舞臺上發(fā)出“中國聲音”。我也希望媒體界的朋友們能了解一下，我們當前到底應該研究什么？如何學術創(chuàng)新？到底應該給國內和國際社會提供什么樣的關于中國創(chuàng)新、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信息？一句話，中國的制度創(chuàng)新需要中國學者來歸納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