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西爾維婭·娜薩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1854年，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在他創辦的頗受歡迎的《家常話》周刊的創刊號上，向經濟學家們呼吁，希望他們的學說能更人性化些：“沒有一點人性為其蔽體、充實其血肉，沒有一點人性的勃勃生機和人性的溫暖，政治經濟學就只是一具骷髏。”

    遺憾的是，大多時候，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并沒有完成“人性”的這點要求。難得的是，曾是《紐約時報》經濟專欄記者，如今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教授的西爾維婭·娜薩，在《推手：改變世界的經濟學天才》里，不僅“有血有肉”，而且“有熱情有溫度”，既可生動地證明了經濟學并不是如托馬斯·卡萊爾所說的“沉悶的科學”，又有頗多精彩內容恰好能滿足“狄更斯的愿望”。

    娜薩之前寫出過一部暢銷書《美麗心靈：納什傳》，講述受精神分裂癥折磨的博弈論天才納什的傳奇故事。這本《推手：改變世界的經濟學天才》延續了《美麗心靈》的清新文風和辭藻，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現代經濟學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將人類的物質命運從命運手中奪回到了人類自己的手中”。

    在向世人展示那些經濟學天才的思想是如何改變這個世界的過程中，記者出身的娜薩似乎從不費心遮掩自己的偏見，這讓她關注的話題和書寫的故事更有可讀性。比如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他關心身邊世界，經常訪問工廠企業，環游當時世界新的“活力帝國”——美國，并全心全力支持大眾教育和逐漸改革。馬歇爾還始終以“將人扶上鞍轡”為他的不懈奮斗目標，他有個最堅定的信念，那就是“世界上并非必須有無產階級存在”。他與同在劍橋大學接受過教育的妻子瑪麗·佩理共同努力，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為“一個能指引人類走出貧困的指南”。

    追尋那些經濟學天才們的遺蹤，娜薩所要做的就是還原歷史細節，她多次用“糾結”一詞來形容和描述自己心目中的比特麗斯·波特。出生于英國統治階層的波特，常常因為欲望的糾結而痛苦不已：是該去當社會調查者還是嫁給大權在握、風度翩翩而又剛愎自用的約瑟夫·張伯倫？她最后找到了西德尼·韋伯這個絕佳的伙伴——一位倫敦發型師的兒子，他們倆合作發明了福利國家的概念，并開了“智囊團”這一職業的先河。

    娜薩對歐文·費雪和熊彼特的評價頗高。她認為“歐文·費雪的名聲與發明電話的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不相上下”。作為發明家、禁酒主義者和結核病幸存者，雖然歐文·費雪的專業是數學，卻希望“與時代有緊密的接觸”。他發明了名片管理機、消費價格指數和經濟預測。費雪曾在1929年10月判斷股市到達“永久性的高點”。醉心學問、閑暇時愛騎好馬、愛搜獵情人、偶爾參與狂歡的熊彼特，則宛如“貨真價實的維也納貴族”。熊彼特到埃及時正趕上了它的經濟奇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好時期。他靠當律師和投資經理得以發跡，開羅為他的《經濟發展論》提供了靈感。1932年，熊彼特和歐文?費雪對于怎樣治愈經濟大蕭條抱有相反的意見和主張，但他們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運用態度一致，并攜手做了大量推動工作。

    在歷史境遇與現實壓力的縫隙中掙扎，注定了經濟學天才們傳統的不完整，但正如烽火之下也有太陽的光芒一樣，有些經濟學家也上演著自己獨特的“范兒”。譬如，當時身為奧匈聯軍下士的哈耶克在歐洲戰壕里就開始對市場和現代經濟學產生了興趣。與此同時，他還聽從了表哥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勸告并撰寫了《通往奴役之路》，嚴厲批評指令控制型經濟。維特根斯坦的一番話給哈耶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才們的責任就是將普通人難以啟齒的話和實話說出來。”1923年，哈耶克花了一年時間在紐約做博士后，在那里他遇到了歐文·費雪，他還寫書對某些貨幣改革家們進行了批評，因為那些人聲稱，國家中央銀行能以調節貨幣供給的方式來控制經濟周期。他還懷疑，經濟預測者們是否能足夠早地預測出經濟上升或下跌的勢頭，并且他們的預測是否能作為政策制訂者們的行動指南。

    說起來讓人不敢相信。2003 年英國廣播公司做過一項民意測驗，要求指出歷史上最偉大的英國人。結果顯示：溫斯頓·丘吉爾高居榜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凱恩斯這位生前獲得眾多美譽的經濟學家，卻沒能進入前100 名。對凱恩斯，娜薩似乎比他的父老鄉親更了解他：“他（凱恩斯）有點英國民間傳說中‘迫克精靈’的味道，是個奇怪的混合體”。其實，聰明絕頂、極具抱負和自信的凱恩斯，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知識王朝之一的繼承者。在他的定義中，幸福生活就是在一戰前夕倫敦紳士所過的那種生活。凱恩斯與他的許多朋友一樣，都拒絕在一戰中為國效力。一戰期間，凱恩斯是英國戰時財政部經辦從美國、法國和其他盟國貸款的關鍵人物。在1919年的“和會”上，他主張免除戰勝國的戰爭貸款，同時也減輕戰敗國的賠償負擔。由于在凡爾賽和約拒絕將歐洲戰后的經濟復蘇當作他們的首選目標。凱恩斯于是以辭職表示抗議。

    被熊彼特封為“我們最好的男人之一”的瓊·羅賓遜，戰后的經濟困境將她同經濟學家、身為戰爭英雄的丈夫奧斯汀·羅賓遜，還有凱恩斯緊緊聯系在了一起。喜歡穿中山裝，自信、能言善辯而且善于著述的瓊·羅賓遜，不僅成功打入了凱恩斯全部由男性追隨者組成的核心圈子，還提出了一項新理論，即大型企業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人們意想不到的高物價與低就業并存的結果。吊詭的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瓊·羅賓遜這位凱恩斯英國弟子中最著名的一位，卻轉而成了斯大林的明星知識分子。她嚴厲批評或“妖化”了美國在主流經濟學界的領導地位，并曾大膽斷言“未來朝鮮必定會勝過韓國”。

    密爾頓·弗里德曼和夫人羅斯，當年都是支持新政的年輕凱恩斯主義者中的傳奇人物之一。他在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戰時財政部里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當時的財政部的管理事實上是由能干而狡詐的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在一手包辦。凱恩斯和懷特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師，該體系為西方鋪平了通往戰后經濟復蘇的道路。

    在縱橫對比之后，娜薩坦言：“保羅·薩繆爾森是二戰以后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凱恩斯主義者。”美國農業地區的經濟崩潰、佛羅里達的房地產泡沫以及經濟大蕭條等對薩繆爾森世界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響。他將數學方法與凱恩斯理論和他獨特性的思維融合在一起。包括約翰·肯尼迪在內的美國戰后的一代人都是從他撰寫的經濟教科書和他在《新聞周刊》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中汲取了新經濟學的思想。人們廣泛認為，他是1963年肯尼迪減稅政策背后的指導性人物。

    說到阿瑪特亞·森，娜薩對他“不聽從自己老師的勸說”的描述，是個頗令人回味的細節。阿瑪特亞·森1953年從加爾各答來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瓊·羅賓遜極力勸說這位學生“趕緊扔掉倫理學那些垃圾”。因為她認為，民主和人民的福利對貧窮的國家而言過于奢侈，他們尚無福消受。但阿瑪特亞·森沒有聽從她的建議，他對饑荒、經濟公正和如何將個人融入社會選擇的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因此獲得了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艱難時日，人們總習慣從歷史中尋求慰藉。事實上，激勵著這些經濟思想家們前行的，是他們希望將人類扶上馬鞍送上征程的強烈愿望。他們在千方百計尋找一種掌控工具，想憑借其創造出一個以個人自由和物質豐富為特征而不是在精神和物質上雙雙崩潰的社會。

    從較長的歷史過程來看，那些“訴求于世界靜好”經濟學天才們的選擇和追求，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而又積極的遺產，是后人既可效仿，也能跟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