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 王紹光　樊鵬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年7月

　　2006—2009年間，中國進行了新一輪的醫療體制改革。通過對醫改政策形成過程的深度分析，本書試圖探究中國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式。醫療體制改革不僅屬于重大公共政策，而且是世界性決策難題。從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看，它涉及醫生、醫院、醫藥及醫療設備的制造商、批發商、商，還有醫學研究與教學機構；從醫療服務的需求方看，它涉及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少，無論時下是否健康；從醫療服務的籌融資方面看，它涉及公共財政、社會保險、商業保險、個人支付；從醫療服務的行政管理看，它涉及衛生部及其他很多中央部門(包括農業部和國防部)，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等等。
　　中國用了近四年的時間，順利出臺了一部充分體現公益性、符合中國國情的醫改改革方案，被廣泛評價為一次巨大的成功。回顧這次醫改政策形成的全過程，不僅在中國重大公共政策的歷史上史無前例，即使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也是不多見的。要解釋這種成功，就不能把它視為偶然現象，而應把它看做中國決策模式的產物。問題是，迄今為止，對中國決策模式的系統性研究很少；即使有，也是外國學者多年前完成的。他們對當年中國決策模式的概括未必準確；哪怕準確，對日新月異的當下中國也不可能適用了。本書的著眼點就是探究當今中國重大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式。
　　《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通過收集大量政府公報、文件、報告等公開資料，通過對參與新醫改決策過程的官員、政策專家、有組織利益團體代表進行深度訪談，分析了政策形成的全過程。與以往相比，今天中國重大公共政策形成的參與方不再局限于黨政領導人和各級官員，還包括智庫、國際組織、利益集團以及一般人民大眾。由于黨政機構內部的決策者不再全面壟斷政策形成，除了決策部門內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互動以外，政策形成過程還包括傳統參與方與各種新加入的外部參與方之間的豐富互動。政策形成之門越開越大，中國政府的決策能力卻沒有被弱化。其中的奧妙到底是什么？本書以決策的參與結構為線索劃分章節，對決策過程中各方面的溝通機制進行了全面、細致的描述和梳理。　
　　《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發現，政策形成參與結構和溝通機制的變化，對中國中央政府決策模式帶來了巨大影響：由過去的“個人決策”、“集體決策”轉向民主化、科學化水平更高的“公共決策”。我們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共識型”的重大公共政策決策模式。它有兩個關鍵特征：一是參與結構方面的“開門”；二是溝通機制方面的“磨合”。“開門”相對于“關門”而言。開門決策首先意味著打通門里，不再由少數領導者關起門來決策。其次，開門決策意味著開啟“進善之門”，允許、歡迎、鼓勵利益相關群體登堂入室，在政策形成的各個階段，通過各種方式對國家重大決策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第三，開門決策意味著決策者要放下身段，邁出戶外，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廣泛展開調研。這是一種與政治參與相映成趣的逆向參與：決策者不是坐等他人上門參與，而是主動出門，體會民情、聽取民意、吸收民智。用中國人熟悉的語言說，逆向參與就是群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