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3月，世界名畫《蒙娜·麗莎》被從盧浮宮里“借”了出來，先后安排在美國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和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有近兩百萬美國人慕名前來參觀。名畫展出及之前抵達美國時的相關安排，都成為盛大的儀式，點燃了美國的文化風暴。美國人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文化建設中，大量的公共資金花在了對文化藝術項目的資助之上。美國漸漸上升到掌控世界文化話語權的霸權地位。法國知名社會學家、記者、前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馬特爾所著的《論美國的文化》一書，承認了世界文化霸權從法國（巴黎）轉移到美國（紐約）的事實，并試圖解讀這背后的原因。

    美國沒有文化部，也沒有專司振興和發展文化藝術事業、產業的其他“主管部門”，卻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體制。我們常常說好萊塢及其電影流水線產出的電影，是美國文化霸權的象征，頗為有效的向全世界輸出了美國的價值觀——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是美國文化體制運行的一種客觀結果。弗雷德里克·馬特爾用了數年時間在美國開展了深入尋訪，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文化體制要比其他類型的文化體制，更能促進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上既合作又相互制約。

    美國政府在文化中的作用，基本上是間接發揮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曾向作家和藝術家階層發放工資，使之渡過蕭條期的生活難關。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任總統促成了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建立，但該機構也只承擔資助藝術家、藝術團體、文化活動或項目等職責，而沒有主管、監管和評價的權力，更無法對州、城市的藝術事務處行使任何主管權限。在保守思潮影響最大的時期，國家藝術基金會也僅僅在白宮的命令下，暫停或凍結了對部分行為藝術項目的資助（并因此遭到了美國文化藝術界和媒體的強烈批評）。199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撥款資助文化藝術還更為明顯的呈現出“去中心化”的特征，國家藝術基金會的預算下降到1%以下。

    即便如此，美國政府、政界對文化仍擁有很強的引導和塑造影響力。肯尼迪就任總統時，就邀請了大批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參加就職儀式，這成為了一項傳統，透過大眾傳媒的報道，強化了美國公眾對文化藝術特別是高雅藝術、嚴肅文學的認知。而以美國國家基金會為代表的資助部門發放的資助雖然有限，卻會對藝術團體、文化活動或項目向慈善組織、企業家募款形成影響。行為藝術等前沿藝術與美國價值觀是否相容的問題，更是經常出現在美國國會的討論議題之中。

    美國文化體制運轉，更主要的動力來源于公民社會。弗雷德里克·馬特爾這樣高傲的法國學者經深入考察，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可以替代政府來支撐人文藝術傳統香火不絕的公民社會，與文化藝術與社會特別是校園和社區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在這一點上，美國強于包括法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論美國的文化》書中就談到，有別于歐洲以及其他大洲，在美國，文化藝術扎根于大學，全美4182所高等教育機構中，有700所美術館或專業畫廊，300個獨立的大學電臺，超過2300個演藝中心。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里，戲劇、古典音樂、爵士樂和舞蹈演出都是專業水準的，各高校還在招生競爭中打文化藝術牌。與之同時，美國部分研究型大學還發展出全球最高品質的藝術課程，而非像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只注重理工科學科和專業課程的開發。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一部分大學生畢業后到好萊塢發展，就自然會帶動好萊塢電影產品的創意水準和藝術質量，這才是美國文化霸權很難被其他國家取代的原因。

    1960年代，從約翰遜總統任內提出建設“偉大社會”的構想，文化多元性、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始終貫穿于美國政府的社會建設政策。盡管向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族裔、種族文化藝術提供公共資金資助的做法，在后來遭到了保守派政客和公眾輿論的猛烈抨擊，但仍沒有讓這方面政策模式徹底湮滅。作為社會建設政策的成果體現，黑人街區的振興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黑人藝術被融入到美國主流文化藝術框架之內。

    美國文化體制中的“市場”支持因素，與公民社會緊緊的融合在一起。在美國，文化藝術基金會可以享受到跟慈善基金會一樣的優惠待遇，而非公立的博物館、樂團、芭蕾舞團、劇院、圖書館也被承認具有公益性而獲稅費減免等待遇（盡管這些組織仍可以開展部分營利活動）。由此帶來了兩大利好，一是文化產業空前繁榮，創造了可觀產值，是美國而今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領域，且吸納了數百萬就業人口，；二是提升了美國的軟實力，且因這種軟實力并非政府“打造”，而讓法國等其他有意阻攔其作用發揮的國家很難對之正面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