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為慶祝羅納德·科斯教授的百年華誕，天則所聯合十余家學術研究與出版機構共同舉辦了“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同時編輯了同名的紀念冊。紀念冊印刷出來以后，又配上專門制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響。不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興，科斯太太愛不釋手，很有鑒賞格調的張五常教授也倍加稱贊，除會議贈送之外，還自己掏錢買了10套。他對這套紀念品只有一個批評，即在紀念冊的最后，應該放一張現在中國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人用自己的經濟奇跡對科斯教授的報答。科斯與中國果真聯系得這么緊密嗎？

　　科斯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曾說過：“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論中有所創新。我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促使我們的分析將經濟體系的特征包容進來。如同Ｇ·Ｋ·切斯特頓創作的布朗神父的傳說——《看不見的人》中的郵遞員那樣，這些特征是如此的顯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說的“經濟體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產權制度。這種制度在經濟學誕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說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來，產權制度無形地、默默地服務于人類社會，如此的理所當然而又讓人熟視無睹，以致成為“看不見的人”。

　　那么，重新強調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么意義呢？問題在于，這一自古以來人們從不懷疑的制度在近代以來受到了忽略、質疑甚至否定。這不僅源于馬克思的批判、凱恩斯的削弱，也源于新古典主義的漠視。這些理論雖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過分夸張人類理性的作用。產權制度就像所有的社會傳統一樣，在人類“致命的自負”的時代中，是無法昂首挺胸、自證合理的。它必須經過理性的評判，才能證明自己是否應該繼續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產權制度的否定才會大行其道。然而，無論什么樣的理論，最終還要用事實去證實或證偽。在注重傳統的時代，理論未必會被人們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時代，理論有可能成為一個集團的行動綱領，甚至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旦理論有著致命缺陷，它所帶來的災難則是無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國成了否定產權制度的試驗場。

　　科斯教授回顧說，他在年輕時信仰社會主義，后來當他思考企業為什么存在時，對列寧的“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工廠”的說法產生了懷疑，最后走上了經濟自由主義的道路。他移民美國，不僅是對美國的偏愛，而且是對“社會主義化的英國缺乏信心”。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了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產權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頭腦中的理論的曲折、動蕩、風暴和變遷，在中國就是整個社會現實的曲折、動蕩、風暴和變遷。前者可能會引發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興奮，后者則會帶來社會現實中的戰爭、革命、掠奪、仇殺、饑餓、專政，以及改革帶來的巨大成就。一件本來可以通過思維試驗解決的理論問題，如果用社會試驗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萬倍的代價。然而，如果沒有這種社會試驗，又怎么證明理論是對還是錯呢？只是不幸的是，這個試驗場在中國。她不僅是我的祖國，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實體。

　　科斯教授頭腦中小小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擾動，在中國現實中就是一場深重的災難。對產權制度的否定導致了用暴力奪取在產權制度上較為成功的人的財產，并對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產權的擁有者實行了肉體上的消滅。有大量史料記載，地主不僅被沒收了土地，而且還不經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審判（哪怕依據否定產權的理論）而被剝奪了生命，準確地說，他們是被虐殺了。在所有生產資料的產權都變為“公有”以后，全社會的生產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著數千年農業歷史的中國，經歷了“三年大饑荒”（實際上不止三年），有數千萬人被餓死。此后多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中國不得不，當然也借助于開明領導人的出現，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

　　科斯教授對產權制度和市場的回歸，在中國就表現為改革開放的實踐。既然科斯的貢獻并沒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國改革的成就也沒有什么超出傳統的秘訣，只是簡單地回歸了傳統，即重新發現了產權制度這個“看不見的人”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雖然簡單，卻成就非凡。改革開放短短30多年，中國已經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舉世矚目的事實比什么理論都更雄辯地說明，自發的秩序要遠勝過人為設計的制度。如果中國走過的彎路還有價值的話，那就是以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犧牲告訴人們：計劃經濟，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誕生于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國爆發。可以說，科斯是與推翻帝制后的現代中國一起成長的。他從小就讀過《馬可·波羅游記》，對其中那個古老國家深為向往。他成年后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深重災難。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他更為關注中國的制度變遷。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值得冒險發現的神秘大陸。1987年，他在紀念《企業的性質》發表50周年研討會的演講中說：“我想再度揚帆探尋通往中國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發現了美洲，我也不會感到失望。”

　　也許他的中國情結使他很愿意結交中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他認識了張五常，并對后者的才華非常欣賞。90年代，我應他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做了半年訪問學者。后來認識科斯教授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他現在的中國助手叫王寧。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諾貝爾獎金分別資助了兩次有關中國制度變遷的研討會，與許多中國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見了面。與中國人的直接溝通，使他找到了中國的感覺。

　　就這樣，在探尋更好的經濟制度的道路上，科斯與中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內在的思想的中國，中國仿佛就是外在的現實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證，交相輝映。科斯對中國的希望，就如同他對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樣。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雖不因科斯的理論，而是緣于對中國傳統的記憶和發掘，但科斯的理論與中國的取向不謀而合，并加強了這一取向。這是一個對全人類都有價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會議的閉幕辭中說：“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

　　據說科斯教授的百歲誕辰，只有中國人給他舉辦了慶祝活動；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體的采訪。這足見科斯與中國的關系。隨著科斯教授與中國的交往，兩者越來越融合在一起了。這本論文集，是作者們為慶祝科斯教授的百歲生日而提交給研討會的，說明科斯教授的理論已經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并逐漸演化為中國自己的理論。反過來，中國改革的實踐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思維素材。科斯教授在百歲生日回答王寧的采訪時說：“1988年我曾給盛洪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我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于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的分析。’我現在仍然堅信這一點，并且這個信念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在中國，理論和實踐在互動，在融為一體。

　　當然，正如理論有爭論也有謬誤，實踐也有起伏和反復。在中國，我們還面臨著如何解釋30多年經濟奇跡的問題。一些人堅稱，這是因為中國有更多的政府干預，而看不到改革過程就是一個市場的領地不斷擴大、產權不斷清晰和個人化的過程。他們仍然以“中國特殊”為理由，試圖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對中國奇跡原因的闡釋和對當前問題的分析，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學派發展的重要契機。科斯教授期待的這個“中國經濟學派”就是他所謂的“正確的經濟學”。他對王寧說：“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

　　科斯是一個個人，中國是一個社會生命體；個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而社會的生命理論上是無限的，只要這個社會遵循了正確的道路，如“正確的經濟學”所揭示的那樣，或者按照中國的說法，天道。而個人，因為社會“立言”，而使社會走上這條正確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將與社會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