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大衛·格雷伯 出版：中信出版社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債務環繞的世界，無論欠別人的還是被別人欠，甚至不僅僅是個人和私立機構，國家也往往陷入債務危機的泥淖。若問債務從何而來，欠債還錢何時開始成為人類交往的共識？經濟學家或許會從想象一個魯濱遜小島來論證，而人類學家會直接找到某個南太平或什么角落的小島開始論證，比如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債》中的描述。格雷伯這本書涵蓋了人類五千年以來的債務史，梳理了債務在形形色色國家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表現形式，他的不少觀察對傳統的經濟貨幣理論提出了挑戰。

    例如，經濟學家對貨幣功能的定義通常有三種：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和價值儲藏手段，而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把交易媒介定義為貨幣最重要的功能，甚至經濟學家講述貨幣故事時，絕大多數以幻想的以物易物世界作為開頭。但是，人類在經濟學之前已有交換、債務以及貨幣，因此，格雷伯批判上述觀點完全是人為想象出來的，他以人類學家的敏感質問：“對于一個正常人來說，他怎么會愿意在這樣的地方開辦一家雜貨店？他如何進貨？如何安排這個幻想故事發生的時間以及地點：我們在討論穴居人、太平洋島民，還是美國的邊疆居民？”

    更近一步，他的研究從巴西的南比克瓦拉人開始，村民還保留了簡單社會的諸多狀態，直到此時那里的人并沒有以物易物，那么他們如何交換？“如果一個人想要一件物品，他會大聲稱贊這件物品是多么好。如果一個人看重自己的物品，希望用它來交換更多的物品，他并不會說這件物品多么有價值，而是會說它沒什么好的，以此表明他想保留它”。雙方會討價還價，甚至憤怒，但最終往往達成一致，彼此他們會從對方的手中把物品搶走。

    這揭示了什么？經濟學關于交換源于自利的論點并不符合現實。格雷伯引用了劍橋大學卡羅琳·漢弗里的研究結論， “從來沒有人描述過純粹的以物易物經濟的例子，更不用說貨幣從中誕生的過程。”不要小看這一結論，這事實上揭示了一個很容易忽視的要點：人們并不易貨，而是互相饋贈，有時以進貢的形式，有時會在晚些時候得到回贈，有時則是純粹的禮物；在熟人環境中媒介是信用，而貨幣的本質進一步也可以歸結于欠條。

    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對于原始交換與饋贈的研究痕跡，但格雷伯的并不滿足于對經濟學理論的批判，更在于對于當下的否認。作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支持者，他可謂正正經經的左派，也正因此他希望通過證明“欠債還錢”在道德的破產，一力主張免除窮人的債務，甚至試圖通過本書證明周期性免除債務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比如《圣經》中對“禧年”的描述，“對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這年不可耕種；地中自長的，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 利未記25:8-12)。”

    通過回溯歷史，格雷伯拓展了經濟學的狹隘想象力，重新定義了貨幣以及債務的本質。這是這本《債》最大的價值所在。格雷伯的左派立場大概會令不少經濟學家大跌眼鏡，他對金融機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連篇累牘批判，也讓人想起《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錄》中對于發達國家一心通過各種陰謀來使發展中國家負債累累的橋段。對比之下，哈佛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話較能代表主流經濟學觀點：“貧窮不是由于貪婪的金融家剝削窮人的結果。它更多的是與金融機構缺乏也就是與銀行缺乏有關，而不是他們的存在。這是因為只有當借款人有機會獲得有效的信貸網絡，他們才可以逃脫高利貸的魔掌。”問題在于，弗格森的看法雖然得到業內認可，但對于金融危機之后公眾的滔天憤怒，經濟學家們甚至金融界精英，恐怕不能僅以“道不同不相為謀”一笑了之。放眼當下，金融全球化正在退潮，一場涉及政治、社會的新思潮的正在重新回來，格雷伯們的言論只是開始，“也許這個世界真的欠你一份生計”呼聲需要得到正視以及回應。

    按格雷伯的論證，大約五千年前，人類已在使用復雜的信用體系而不僅是物物交換來交易商品。信用體系的存在遠遠早于硬幣和貨幣。貨幣的出現不是為了方便交易，而是埃及等古國或蘇美爾的神職人員為更有效地收稅或計算財富而創造出來的，同時也作為人類之間的關系（債務與義務）出現的。價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場隨后由此應運而生，它們吞噬了人類社會原本擁有的溫情脈脈。金錢讓責任和義務變成債務，欠債還錢的常識腐蝕了人類彼此關愛的本性。

    格雷伯認為，一旦我們理解了債務的社會起源，就會樂于在條件發生改變時重新協商債務問題，無論他是抵押貸款、信用卡債務、學生貸款、還是整個國家的債務。據此，他為被債務環繞的世界開出了一劑“藥方”：免除所有國際和消費者債務。“這會奏效，因為它不僅能打打消除人們切實的苦難，而且提醒人們，金錢并非妙不可言，還債不是道德的核心，這一切都是人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