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邱仰林
著
出版：中國經濟出版社 |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很少有人會找信用評級機構，因為交易雙方彼此往往都比較了解——銀行借款給了解底細的公司或是本地居民，很容易掌握他們的“德行”和“操守”。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演進，世人不得不越來越依賴評級機構以獲知金融行為的風險。信用評級因此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本流動、貿易流動、商品流動以及債權債務信貸資源配置的基石。
在新華社財經評論員邱仰林看來，“評級是一種技術，又是一種經濟”，他的新著《評級真相》不僅詳細分析和審視了信用評級的程序、指標體系和評級過程，更揭露了標準普爾、穆迪、惠譽三大國際信用評級巨頭打著貌似公允的“旗號”對各國主權信用評級，對除美國以外的國家帶來負面影響的事實，并帶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應建立起自身具有公信力的評級機構，并呼吁人們“擦亮眼睛看清對手，在跳下泳池參與競賽之前，做足準備工作與熱身運動”，謹慎地鞏固我們的信用評級“防線”。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近百年來，標準普爾、穆迪、惠譽三巨頭的一顰一笑無不牽動著全球資本市場的神經，其影響力之大頗有“呼風喚雨”之勢。于是，在不少“陰謀論”者眼里，信用評級成了國與國之間的爭斗利器，是炸毀他國的致命武器。難怪，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來說，最重要的訪客也許不是來自他國的首腦，而是來自美國穆迪的職員。
信用評級的本意，是為投資者提供客觀、準確的投資依據，要求信用評級機構保持絕對客觀、公正的立場。但是，在金融市場高度發展以及評級行業的急速膨脹下，三巨頭正在逐步淪落。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預警”功能多次遭到質疑。譬如，早在1992年，標準普爾及穆迪給予后來倒閉的一家保險公司過高評級，令投資人損失慘重；1996年，美國加州橘縣指控標準普爾未能對該縣投資的基金風險作恰當評估，導致該縣擴大舉債至最終破產；2001年，美國安然等大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三大評級巨頭均未預警，直到安然公司倒閉前五天，三大評級機構才將其債權從“投資級別”降低到“垃圾級別”。其二，評級巨頭在次貸危機中的表現，遭到了包括美國司法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和美國參議院永久調查委員會等多個部門的拷問。2008年，雷曼公司倒閉當天，雷曼債券仍維持在投資級別。其三，三大評級巨頭作為上市公司，其股東利益追求在侵蝕著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其四，從2009年12月開始，三巨頭集體向希臘進攻，先后降低了希臘國家信用評級，希臘融資成本迅速增加，債務危機被引爆。同時，三巨頭對波羅的海三國、葡萄牙、愛爾蘭、法國、英國、西班牙等歐洲眾多國家實施評級警告，然而，人們發現三巨頭的評級并不可靠——雖然三巨頭一貫標榜自己“言論自由”、“市場行為”，但從他們的標準、行為和所發生的事實來看，并不科學公正。
邱仰林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就像所有人工操作的行業一樣。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著手調查評級機構，評級分析師與投資銀行職員間的電子郵件往來屢次被曝光，挖出了很多“行業潛規則”。比如，穆迪的一位分析師在接受調查時說，某次，高盛要做一筆交易，就向穆迪的這位分析師施壓，要求他修改評級以有利于高盛當天的交易，這種事情在評級業中司空見慣。
在被曝光的來往郵件中，有封郵件更是展示了評級分析師對發行人的“敲詐勒索”。穆迪分析師給美林銀行的人寫郵件說：“除非你解決費用問題，否則我可沒法評級�！彪S后，美林銀行的人回復說：“只要你更改關于這次交易的評級，收費明細我們都接受�！被蛟S這可以解答為什么有些“垃圾債券”會被給予“AAA”評級。
“沒有監督的權力總是會走向腐敗”——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穆迪管理層的一位經理也曾承認：“我們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來換取金錢�！�
事實上，從現在的評級模式來看，“把靈魂出賣給魔鬼來換取金錢”似乎是必然。一家公司或一國政府要在市場上融資，首先要請評級機構評級。評級機構的費用由該公司或該國政府支付。這就是現在普遍實行的發行人委托評級（即投資人付費）模式。也就是說，我要你給我辦事，費用由我支付，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話，費用就恐怕不好到手，甚至我可以找按我的要求辦事的人去做這件事。此時，評級事實上就變成了一樁“生意”�？梢姡桓母铿F有的發行人付費評級模式，信用評級公平、公正、客觀的初衷恐難實現。
到底怎樣才能使國際信用評級回歸其本來面目，真正起到促進市場公開透明、提高市場運行效率、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效果呢？邱仰林的看法是，要想根本改變當前國際評級市場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秩序，必須“兩手抓”：一手是各大經濟體加緊培育各自有市場公信力的評級機構，力爭打破三巨頭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另一手就是改變評級的“游戲規則”，特別是被評級對象直接向評級機構付費的經營模式，實行事后追責制度。
提到中國的信用評級業，邱仰林更是用“奇怪”這個詞來形容。他給出的理由是：“多頭監管”是造成國內信用評級業變得“奇怪”和存在巨大隱患主因之一。甚至信用評級機構的警示風險如今也正在變味，國內不少信用評級機構根本不是去警示風險，而是通過評級報告抹殺風險。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能順利從銀行貸到資金，只能要求一些中小評級機構出示一份高級別評級報告；拿到錢的地方政府轉而投資，至于能不能還、什么時候還，地方政府根本不管。且不說國內相關部門組織的行業信用評價，存在“以價定級”或“以級定價”等級別競爭現象，連商業化的信用評級公司也不能免俗，時常爆出高評級企業剛被評級就出現重大財務危機甚至被平盤的丑聞，嚴重影響了國內信用評級行業的公信力和投資人的認同度。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由于中國沒有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評級話語權，三巨頭利用壟斷地位惡意評級中國企業，致使中國企業在國際評級中多次吃虧，而國際金融巨頭從低價購進高價賣出中大賺特賺。例如，早在2003年，在中國13家商業銀行謀求海外上市之際，其信用級別均被評為“垃圾等級”，給中國造成了非常大的經濟損失。2008年，國家開發銀行、光大銀行、農業銀行在海外上市前需引進戰略投資者之際，標準普爾等評級機構卻“熱炒”所謂中國國有大銀行的債務和壞賬，把三家銀行信用評級壓得極低。結果，包括花旗在內的一些國際金融巨頭以低價購進中國的銀行股份，又從中大撈一筆。
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三大評級巨頭一直在控制著中國信用評級市場，建立有話語權的本土評級機構已愈發顯得刻不容緩，而環境缺失將導致“路漫漫”，取得本土的長期聲譽資本是當下不二的選擇。而這其中，一個無法繞開或首先必須解決核心問題，就是“何以終止或改變國內種種信用評級亂象”。如果不能理順評級機構工作模式，對其實現真正有效的監管，使其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重構信用評級，那么信用評級注定只能是一場“危險游戲”。邱仰林開出的藥方是：在游泳中學游泳，“可考慮由某一部門牽頭制定統一的評級行業監管規則，通過多種方式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溝通和統籌協調，相關金融監管部門在統一的評級行業監管規則下根據各自負責的金融市場監管要求對信用評級機構日常生活進行有效監督�！�
這當然會是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