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勞倫斯·科克羅夫特 出版：經濟科學出版社

   “腐敗”在今天是一個令各國執政者都傷透腦筋的話題，即便在一些官員相對清廉、政府機構辦事效率較高的發達國家，腐敗仍然無法被根除。甚至于，這種在整個社會的局部、小范圍內發生的病癥，卻總是需要耗費巨大的社會資源來加以診斷和治療。因此，反腐敗斗爭這一全球性的課題的研究，就必然要仰賴全球經驗的交流借鑒。在這方面，英國學者勞倫斯·科克羅夫特的新著《全球腐敗：現代社會中的金錢、權力和道德》一書提供給我們一個示例。作者以大量生動的案例為基礎，旨在闡明腐敗問題在各國、各地區之間所具有的驚人的一致性，而反腐斗爭想要取得成效，就必須盡快建立全球性的反腐合作框架。

　　在對腐敗現象的觀察中，作者似乎十分看重“非洲經驗”，談及尼日利亞、索馬里、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等好幾個非洲國家的事例。而在這些國家，幾乎都存在著跨國公司與國內特權階層“合謀”的腐敗模式。例如在尼日利亞，盡管奧巴桑喬政府總是以堅決的反腐姿態來維護其聲譽，并贏得民眾的支持，但由于作為支柱性產業的石油貿易給國內各個階層都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利益，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賴販賣國有資源來維持正常的運轉，所謂“反腐”也就根本無法落實。

　　因此，作者所提及的非洲或拉美、亞洲國家的事例，都不是孤立的個案，其共通之處在于，“腐敗集團”總是在全球金融資本快速流動、貿易一體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全球化時代的腐敗行為也總是產生于國際間復雜的政治、經濟互動。

　　這一新興的腐敗現象鮮明地體現在蘇聯解體之后的俄羅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蘇聯末期，腐敗甚至已經成為政治生活合法而合理的一部分，只要腐敗的程度不至于超出一定的限度，蘇共政治局是默許其存在的。但是，這種有限的、尚可忍受的“受控腐敗”，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卻逐漸轉變為一種危險的“競爭腐敗”。當1991年政府開始發起大規模國有資產私有化運動之后，這種“競爭腐敗”全面爆發，以至于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自由貿易”的發展，俄羅斯每年都有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流，國家赤字居高不下，難以為繼。

　　這并不是說全球化本身是錯誤的，更不能武斷地將腐敗的根源歸結于全球化。然而，如果不能從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角度來理解腐敗問題的發生，反腐斗爭所射出的飛矢便有“脫靶”的可能。該書談及的“腐敗與全球變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全球變暖背后隱藏著碳排放權的爭奪，而“碳排放權交易”的腐敗行為則嚴重影響了“減碳”這一國際共識的達成。在應對全球變暖、消除“碳交易”腐敗的問題上，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任一方的單方面行動，都無法阻止腐敗的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作者是“透明國際”（簡稱TI）的創建者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來，“透明國際”這個全球最大的反腐NGO一直致力于推動反腐敗斗爭的國際合作，并每年發布一次“清廉指數”排行榜。不過，一些在排行榜上靠后的國家卻不時質疑該組織的公正性，甚至認為它“拿誰的錢為誰說話”。而該書似乎也難以免除讀者心中的這一疑慮實際上，書中所列的腐敗案例幾乎全部來自于亞非拉國家，這不免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似乎腐敗僅僅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而所謂“全球腐敗”實質上是“發展中國家的腐敗”。

　　當然，作者并非沒有論及歐美發達國家在全球腐敗中的作用。在他看來，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秘魯、扎伊爾和印度尼西亞的嚴重腐敗狀況，正是源于冷戰思維下西方國家對“反共”聯盟的推進。在亞非拉國家大規模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美國的政治力量介入其中，由于感到來自共產主義世界的威脅，美國政府十分樂意看到右翼勢力掌控政權，于是，一批持“反蘇”立場的政治家紛紛上臺，并長期領導著政壇。相應的，這些政權所滋生的腐敗問題則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以至于在某些國家出現了自上而下的“全民腐敗”，秘魯的貝朗德政權、扎伊爾的蒙博托政權和印尼的蘇加諾政權，莫不如此。

　　那么，中國的腐敗問題又如何？中國的腐敗在全球視野中居于什么位置？應當承認，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反腐斗爭的特殊性，因而書中所述的反腐經驗未必都適用于當代中國（例如新加坡經驗）。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新出現的腐敗問題，的確有著諸多“與國際接軌”的特征。實際上，新世紀中國的反腐斗爭，和建國初期的“三反運動”已截然不同，和上世紀80年代的反“官倒”也有不小的差異，相較以往，中國的腐敗問題日趨國際化，因而反腐斗爭也就必須引入全球性的視角，從“全球腐敗”的大背景中來改進反腐的制度與手段，這便是《全球腐敗》一書給予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