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大數據時代的預言家”、牛津大學網絡學院互聯網研究所治理與監管專業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在其所著的《大數據時代》一書中就闡釋所謂“大數據”的含義：不僅人類生產和生活中“有意義”的信息海量產生，相比以往呈幾何數級的爆炸式增長，“無意義”的數據的膨脹速度也同樣驚人；而且，政府、企業已經具備了全面采集“大數據”并予以無遺漏分析的技術能力。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毫無疑問會給人們帶來空前便利。以往依賴于采樣分析而得出的公共政策決策、消費者需求調查、美學設計，都將讓位于基于全面數據的分析，將更趨于科學化、精準化。而信息存儲和利用方式的革命性變化，互聯網、“云”儲存可以讓人低成本的查找和利用文獻資料，實現“足不出戶、洞察天下”。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人不僅是信息、數據的使用者，還是生產者。有關我們的信息，有些是我們自身愿意讓他人了解、共享的，也有很多不樂意公之于眾的隱私信息。但大數據體系本身，不考慮個體乃至群體是否愿意分享，而是自動自發的吸納著所有可以吸納的數據。

    一個人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查知心儀對象的底細，也將成為被搜索對象，用人單位人力資源專員很可能通過他（她）的微博獲悉簡歷之外更為真實、暴露出更多缺點的一面，甚至會因為幾張搞怪照片就認定他（她）是一個輕浮的人，而做出拒絕錄用的決定。同樣，而今的企業已經不能通過公關傳播等包裝手段，來塑造所謂的完美形象；只要有過違法記錄、違反社會責任履行要求的記錄，就將持續付出形象代價。

    有趣的是，與《大數據時代》形成參照，揭示大數據時代帶給人的負面影響的另一本書《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也出自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之手。《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開篇即闡釋了大數據時代帶來的隱私非隱的問題，指出，“數字技術已經讓社會喪失了遺忘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則是完善的記憶……Google對我們的了解比我們自己能夠記住的還要多。”

    基于技術形成的大數據體系，造成了隱私非隱，讓人無法遺忘、舍棄信息，這也是對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記憶習慣、知識積累與傳播方式的逆反。書中指出了數字化記憶發展的4大驅動力：第一，數字化，數據收集、信息復制的成本趨近為零，可以極為便利的大規模生產；第二，存儲便利、廉價、趨近于永久；第三，易于提取；第四，全球性覆蓋，瞬時實現全球共享。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提醒指出，人們之所以能夠結成群體和社會，是因為接受一定范疇的共同信息，從而形成共享記憶和共同情感；如若而今及以后變得不會遺忘、不會對信息作出范疇限制，共享記憶和共同情感及其提供的基礎作用就會消失。非但如此，大數據體系、數字化記憶還可能造成對公民的全景控制，進一步強化社會等級，鞏固并加深現有的不平等的信息權力分配。

    《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書中提出了對大數據體系、數字化記憶負面性的六種可能對策：數字化節制、保護信息隱私權、建設數字隱私權基礎設施、調整人類的現有認知、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態、完全語境化。

    “數字化節制”指的是人作為信息社會的主體，要積極發揮能動性，在洞察到放棄“遺忘”的潛在影響后，審慎控制過多的個人信息對外發布。當然，這需要就此作出一種艱難的權衡抉擇。積極分享個人信息毫無疑問可以為我們帶來諸多便利，控制信息分享會減少部分便利。

    保護信息隱私權、建設數字隱私權基礎設施、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態，需要政府及互聯網行業、法學界等方面加強協商。信息隱私權最基本的形式是給予個人選擇是否共享信息的權利，嚴禁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在法律許可和信息所有者許可之外，濫用個人信息。盡管對“信息隱私權”這個概念的界定，必然將引起較大爭議，但唯有通過廣泛討論，方能為共識的取得創造可能。在此基礎上，政府應建設數字隱私權基礎設施，并推動相關的立法進程。

    所謂“調整人類的現有認知”、“完全語境化”，指向的是數字化、互聯網時代信息存儲及形成記憶中容易被忽視的兩大缺陷：無法被數字化存儲的信息被忽視，可以被數字化的信息（數據）在被提取利用時會脫離原有語境，形成新的數字化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