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邁克爾·劉易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提起《大空頭》、《說謊者的撲克牌》等書籍，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可以說是耳熟能詳，這幾本書的作者都是邁克爾·劉易斯，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自食惡果》，則是他的另外一本饒有趣味的新作。
　　在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之后，主權債務危機又繼續肆虐，恰如“桑迪”颶風，這讓金融市場深刻意識到，雖然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對颶風的移動路徑、風力、風速等作出準確性較高的預測，但是當颶風真正來臨時，涌進城區的潮水到底高1米、3米還是4米就未可知了，而且往往是這些沒有預見到的意外因素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金融危機期間，不同資產之間急劇提高的相關性就讓大量金融機構日常風險管理過程中的預測技術相形見絀，大幅低估金融危機產生的損失，并且讓眾多的老牌機構深陷困境甚至倒閉。這些坐擁先進技術和頂尖人才的金融機構恰如臨近海岸修建的摩天樓，雖然自以為已經全副武裝，但是在真正大規模的金融風險來臨之時，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
　　所以，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防范金融危機，關鍵并不在于僅僅強調不斷優化風險管理技術，而是應當盡可能控制所承擔風險的水平并遠離有巨大風險的領域，不要讓災難那么容易找上你。現實的情況卻是，颶風帶來的超大潮水襲擊了大量的臨海而建的摩天高樓，而金融危機中金融機構發現持有了太多的問題資產。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可以精確實驗的自然科學領域還是無法準確模擬的社會科學領域，雖然人們都知道存在風險，但是金融機構往往還是在過度樂觀傾向的影響下，承擔了過多的風險。這已經為數百年來的歷次金融危機所不斷證實。
　　此書在序言部分借助美國的對沖基金經理之口就已經告訴讀者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產生機理，在隨后的五個章節中，作者充分發揮自己當過記者的優勢，通過大量的實地采訪，分別對冰島、希臘、愛爾蘭、德國和美國這五個主權債務危機主角國家中的微觀參與主體形象和行為進行了刻畫，分析了危機在這些國家中產生的根源和發展的路徑。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以及國民性格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在作者的眼中對于危機的起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產生了不同的危機演變路徑，甚至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現象。這一觀點似乎與全球一體化、同步化的趨勢判斷不太一致，不過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雖然資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動，但是各國的文化、民族差異客觀存在，這使得過剩的資本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形式興風作浪。具體來說：
　　冰島這個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就已經破產的國家，之所以會有如此瘋狂的泡沫，在作者看來，與他們的“大男子主義”盛行密不可分，而且自然環境惡劣壓抑了他們的欲望，所以在泡沫中，冰島人想急于告別捕魚的生活，成為投資銀行家；冰島人社交圈子狹窄、任人唯親的生活習慣也使得泡沫借助群體的力量得以快速膨脹。
　　希臘的銀行雖然沒有在次貸危機中受到太大損失，但是希臘政府體系收支的混亂使得政府出現巨額赤字，并且把銀行拖垮。作者分析說，希臘民眾已經習慣于以犧牲公共利益來追尋自己的利益，這才是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真正根源。相比之下，引發希臘政黨更迭的修道院行賄丑聞只是揭開了希臘政府隱藏的巨額赤字，卻往往容易被作為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替罪羊。
　　雖然愛爾蘭的銀行并沒有過多投資美國次貸資產，但是他們集中涉足愛爾蘭國內的房地產泡沫，在美國次貸泡沫破裂后引發的連鎖反應中受損嚴重。債權人基本是外國投資者，本來不太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愛爾蘭政府并沒有讓銀行債務違約，而是選擇國家承擔債務，進而使得愛爾蘭也加入到了主權債務危機國家之列。作者認為，愛爾蘭政府的此種行為或許可以從其隱忍的國民性格上找到答案。
　　德國在此次主權債務危機中始終有意無意地被期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歐元的命運在很多時候實際上掌握在德國人手中，作者認為，這一地位來自于德國人的謹慎和克制。或許德國人由于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惡性通貨膨脹留下的慘痛經歷過于深刻，使得他們在面對信貸擴張時保持警惕，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房地產價格暴漲和過度消費信貸。但是作者的描述為我們揭開了德國人的另一面，德國人外表光鮮，但內里未必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他們雖然在國內保持克制，但是商業銀行在海外的次貸和主權債務投資中也是近乎瘋狂的，在危機中也受傷慘重。而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德國人對于市場交易規則過度迷戀使他們受到華爾街投行的愚弄，在不少場合成為了接盤的傻瓜。這一特性也使得歐元誕生的基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存在根本性缺陷，當時的德國之所以會接受該條約，也是認為其他成員國會嚴格遵守條約中的規定。
　　美國作為次貸危機的發源地和重災區，經過4年多的恢復性發展，似乎已經開始走出危機的陰影，主權債務危機在2011年只是在國債上限上調之前讓美國市場虛驚一場，之后美債反而成為國際投資者的避風港，伴隨著歐債危機的愈演愈烈，美債利率不斷走低。盡管美國政府在主權債務危機中看似平安無事，但是美國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并不比歐洲諸國好到哪兒去。作者分析說，美國民眾對于物質享受的追求使得政府開支居高不下，赤字規模難以縮減，債務不斷積累，如果不進行改變，終將再次導致危機。
　　通過本書，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面放大鏡，也可以說是一面哈哈鏡，使我們了解到身處金融危機的各國民眾以及金融人士等微觀主體如何從切身利益出發來進行決策，更加豐富了我們對于金融危機的立體性、多角度的了解，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通常對于危機理論的枯燥注解上。同時，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傳統在金融危機中產生的影響存在巨大差異，這也值得我們在分析時借鑒。
　　正如作者在書中提到的，“信貸并非僅僅意味著金錢，它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信貸給整個社會群體提供了一次全面展露其品性的機會，但是，人們根本不能承受這種放縱的代價。信貸向舉國上下的人們發出的信息是：‘現在熄燈了，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沒有人會發現你的所作所為。’在黑暗中，人們想利用金錢達成的事情各不相同。”通過本書，讀者能夠對危機中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社會體系的運行和文化傳統等建立更加豐滿和多層次的認識。雖然作者的觀點在某些地方可能失之偏頗，但至少為讀者打開了一個新的角度和思路，有助于拓展我們的分析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