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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毅夫
出版：中信出版社 |
在完成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高級副行長的四年任期后，林毅夫教授以這本《從西潮到東風》來闡釋自己對世界經濟形勢的觀察與判斷。所以，本書有鮮明的結構特征，但也有著“隱微”的寫作技巧，前者符合他作為世界級學者的視野，后者則暗合了他浸淫多年的中國政治的內在氣質。林毅夫一直主張，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或許本書正體現了他的這種意圖。
站在世界經濟的頂層看，林毅夫教授總結了2008年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表征的危機根源：來自于美國對金融監管的放松。一個硬幣的反面就是，中國及東南亞國家不能成為本次危機的“替罪羊”；從中國自身的角度看，他又以“領頭龍模式”及“雁行陣模式”來暗示：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人口老齡化及隨之而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中國的資本需要到非洲等不發達地區去尋找新的出路。林教授顯然熟絡了“國情論”的修辭，但這種“國情論”卻并非貶義。因為在他看來，這正是利用了“中國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展望未來，中國還可以繼續依靠后發優勢，有潛力在2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保持高速增長。
在基辛格及尼爾·弗格森等當今世界觀察中國政治、歷史、經濟最知名的學者看來，中國的人口紅利漸趨消失，因而勞動力顯然不會繼續廉價。這點林毅夫教授也了然于胸，但他樂觀看待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基點，在于他確定中國已具備了向“高技術”及資本密集型轉型的基本要素。以中國為分析框架，他對世界經濟結構的優化也開出了“藥方”：基礎設施的投入和改善，這將會帶來大規模的就業，也就緩和了就業及政治穩定的沖突；同時，基礎設施的改善不但有助于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是其他富裕國家的資本出路，這隱含全球化下的角色分工原理。林教授一再強調，要把資本投入到必須改進的基礎設施上，但問題在于，資本進入的不發達國家往往是政治風險最大的國家。
林毅夫教授的方案對當下中國顯得也尤為重要，但顯然，在樂觀估計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圖景時，雖然很少直接談政治體制改革及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深入的訴求，但縱觀全書，討論世界經濟結構的改良問題，這種“頂層設計”的構想，并沒有全然排除就中國經濟體制繼續改革的思考。
且看林教授對中國企業高儲蓄率的分析：雙軌制——這源自中國改革之初審慎的制度設計�！爸袊母母锊⒉幌瘛A盛頓共識’建議的那樣一步到位，而是給資本密集型部門的大型老國有企業不斷提供轉軌扶持和保護，以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放開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部門的產業進入，給轉軌過程注入增長活力。在那些為保護國有企業而遲滯改革的產業部門，市場扭曲造成大量財富向大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集中，這種傾斜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中國高儲蓄率背后的重要因素。”在他看來，這種雙軌制表現為稅收政策的優惠（可以留存利潤而不納稅）、金融產業的高度集中（四大國有銀行的統治地位）、自然資源的資源稅非常低、金融業和電信業的絕對壟斷地位。
按林教授的主張，就上述壟斷國有企業的改革主要應采取如下手段：改善公司治理、調整分紅政策，引入銀行競爭機制及加強監管、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融資，能源企業應提高資源稅。
二十一世紀初期，網絡上突然有兩個隱名埋姓的人就中國社會和政治特征展開了一系列的“對談”。在他們的第一個“對談”中就提出了一個頗有見識的觀點：“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征，可以歸納為國有壟斷資本集團（簡稱DMC），它脫胎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經濟。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在1995年前后就逐漸形成了”。這個ＤＭＣ出現以后，“中國社會結構的一些主要過渡性特征就開始消失了�！碑斎�，指出中國社會結構的這一特征旨在強調所謂國有壟斷資本集團的使命在于對抗外國資本，從而承擔起“民族崛起”的歷史重任。
有美國開國史研究第一人之稱的戈登·S·伍德認為，政治意義上的共和制主要依據經濟地位的基本平等，即社會成員享有平等的盈利機會。但國有壟斷資本集團在生成之后卻形成了凝聚效應：社會成員的營利前途往往得依附這些集團。在缺乏強有力的立法及司法限制的情況下，上述國有壟斷資本集團在有效抵御外國資本的掠奪的同時，也越來越具有封閉性——成為肆意掠奪國民財富的利益寡頭。
騎過自行車的人都知道，在加速上杠和減速下車的時候最容易摔倒。如何在維系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前提下，改革這種依附國有壟斷資本集團獲取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結構，恐怕已不再僅僅屬于經濟改革的范疇。事實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往往會帶來政治體制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