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國經濟》是林毅夫世行卸任歸來帶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書的主脈絡是縱橫雙向解碼中國經濟，還原給我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鮮活畫卷。縱向看中國經濟的沉浮，從19世紀前的輝煌到近現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興起，在歷史長河中辨析演變的原因、存在的問題、機遇與挑戰；橫向按城鄉或部門剖析，由于推行重工業化戰略，造成了城鄉分割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由來與改革按照兩條線索講述：一條線是農村的改革，關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探討改革后相關的問題如糧食安全、農業勞動力轉移，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另一條線則聚焦城市改革問題，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響，城市改革的難點和出路。然后分專門章節回顧國企改革、金融體系改革；最后討論了時下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性、新農村建設、公平與效率等，并總結反思了經濟學界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各種看法。
　　了解經濟學理論的人，大多都有這樣一個困惑：為什么經濟學理論用來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是如此合適，可面對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失靈”了呢？林毅夫說：“理論應該能夠用來解釋和預測現象，若不能如此，則說明這個理論有根本的缺陷。”他提出應修正經濟學隱含的假設——企業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業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制定時，必須把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為具體考慮變量，這樣，經濟解釋就會迥然不同。
　　“經濟理論的作用就像一張地圖，地圖不是真實世界本身，而是幫助我們了解周遭的環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會遇到什么樣的新景象，地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簡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標忽略了或畫錯了，經常會造成人們行動的失誤。”相應地，與企業的自生能力相聯系的還有比較優勢。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產業、技術結構，如果一個國家的目標被領袖或精英定位為短時間建立與發達國家比較優勢一樣的產業，那么實現這個目標的載體——企業——必然沒有自生能力，在開放競爭市場中將無法生存，如果要強行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就必須靠強大的有形之手，扭曲價格信號，干預資源配置來補貼、保護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進而導致尋租、預算軟約束、宏觀不穩定、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不斷涌現。結果必然是揠苗助長、欲速則不達。
　　《解讀中國經濟》對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做了完整的敘述，澄清了很多模糊邊界。例如，為什么19世紀之前，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獨步天下，而現代則落后歐美，即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林毅夫給出了視角新穎的解答。中國的衰落，可在科舉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復興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國的科舉取士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由此形成的激勵機制不利于數學和可控制實驗等‘奇技淫巧’的學習，因此，中國也就無法自發地產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從而在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后的短短幾十年時間內，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迅速由領先變為落后。”
　　分析問題時，林毅夫也給出了多種解釋及爭論。例如對1959—1961年的農業大災害，目前有三種解釋：自然災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民公社規模太大而導致激勵下降。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種解釋的邏輯合理性之后，用經驗檢驗的方式，對比一個有趣的現象：從1953年到1958年，從個體變為集體，農業生產率提高了；從1978年到1984年，從集體又恢復到個體，農業生產率依然提高了，這是為什么呢？這個現象與農業危機相聯系，他提出了新的解釋。書中對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漸進式改革、東亞奇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改革、社會主義新農村……等諸多問題的探討，令人讀罷掩卷，有豁然開朗之感。
　　雖然是對中國經濟的解讀，但本書內容并不局限于星星點點的經濟問題，而是全方位、邏輯連貫地解讀中國發展問題，因此也是了解歷史的極好素材。對合作化運動、城鄉戶籍隔絕制度、地區糧食自給自足等等，書中都有細致準確的呈現，甚至對于中學生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補充教材和課外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