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對凱恩斯主義的挑戰，特別是因為凱恩斯主義對于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現象難以給出合理的解釋。為克服傳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經濟基礎的缺陷，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用工資與價格的黏性代替了凱恩斯主義的工資和價格剛性假定；以工資與價格的黏性與非市場出清假定代替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工資和價格彈性與市場出清假設，并將其與宏觀層次上的產量和就業量問題相結合，嘗試建立起有微觀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盡管新凱恩斯主義嘗試對凱恩斯主義進行擴展，以使之能克服各種局限性，但仍有很多學者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了批評。
作為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克魯格曼強烈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經濟主張。克魯格曼認為，市場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預是必要的。金融危機和大衰退造成了產出缺口，即經濟的潛力和實際產出之間的差額，正是需求的巨大短缺使然。他認為，當消費和企業開支難以前進，就只剩下了一種填補缺口的辦法：政府必須采取行動，進行刺激性開支，美聯儲必須推行指向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為經濟提供第一推動力。
克魯格曼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特別是國際經濟學領域進行了大量富有影響力的研究。在國際貿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貿易理論，認為國家之間的貿易，尤其是經濟特征相似國家的同類產品的貿易，代表了這些國家根據規模收益遞增原理而發展專業化的結果，與國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關系不大；在經濟活動區位方面，他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圍模型，把廠商和消費者的區位選擇內生于模型中，較好地解釋了一個兩區域經濟如何形成工業核心和農業邊緣區模式；在國際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個匯率目標區理論的規范模型，使匯率目標區超出原來僅作為匯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疇，形成一個有特色的理論框架；在宏觀經濟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較好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對1998年俄羅斯貨幣危機也有一定的解釋力。2008年，克魯格曼因創立新貿易理論和開創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領域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界的爭議永遠存在，一些學者對克魯格曼的理論和觀點一直就有質疑。例如，克魯格曼認為當前的美國失業并非結構性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研究報告則認為美國的長期失業人口中有40%屬于結構性失業。克魯格曼認為是經濟增長遲緩導致了債務水平升高，而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顯示，當一個國家的債務相對于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過高（達到或者超過90%），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緩。盡管在一些觀點上有不同的質疑，但克魯格曼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在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等方面所做的許多有價值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克魯格曼在財經媒體領域也十分活躍，在一些財經媒體經常撰寫專欄來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議，并有不少廣受關注的著作出版，本書就是克魯格曼對應對當前危機的一系列帶有十分鮮明凱恩斯主義色彩的建議和看法。
尋找金融危機中的免費午餐：當前全球應對金融危機中凱恩斯主義及其爭議。
在經濟學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不過，在克魯格曼看來，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機沖擊下，“只要我們伸出手，就有免費午餐，因為這時候大量的閑置資源就有用武之地了”。這是典型的克魯格曼的政策基調。
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各國積極應對，大致看來，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臺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國最早強調購買不良資產，美聯儲還推出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向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寬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歐洲則在嘗試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時嘗試通過注資獲得金融機構股權來穩定金融體系；在問題更嚴重的冰島和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機構，實施完全的國有化；日本也采取了收購不良資產、注資等方式幫助出問題的金融機構，但規模相對較小。
二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美國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減稅和擴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新能源技術方面。歐洲的財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資、減稅、對弱勢群體的補貼三個方面。日本出臺多個經濟刺激計劃，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國家庭發放補貼、通過政府擔保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高速鐵路建設工程、學校建筑防震、環境保護、兒童和老人護理等社會福利計劃。
三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一方面，主要經濟體在危機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當利率進入零利率區域后，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數量寬松”政策，通過購買金融資產，繼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四是產業發展政策。美國在新能源、環保政策等方面較為高調。歐洲提出發展“綠色經濟”。日本重點發展商業航天、信息技術應用、新型汽車、低碳產業、醫療與護理、新能源（太陽能）等新興行業。
總體來說，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程度不同地在凱恩斯主義旗幟的影響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不過，對于這些凱恩斯主義色彩鮮明的危機應對措施，各種批評也一直不斷，本書就可以視為克魯格曼對這些批評的回應。
例如，有批評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促進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難以起到明顯效果，因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在這方面進一步加大公共投資的機會相對較少；主要發達經濟體失業率持續處于高位，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日益悲觀，減稅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有限。刺激計劃還會產生“擠出”效應，即政府開支可能導致資源從私營企業流出，而且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導致各國財政赤字繼續增加，從而增大債務危機的壓力。
同樣廣受關注的是，有批評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抬頭。從短期來看，數量寬松政策沒有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盡管基礎貨幣大量增加，但貨幣乘數在下降，所以廣義貨幣并沒有明顯增加。但長期來看，許多研究者擔心應對危機中顯著超發的貨幣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