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研究的緣起
2010年深秋，柏林，雨夜。我參加由德國財政部長Wolfgang
Sch？uble博士主持、英國戰略對話研究院（ISD）主辦的“中歐戰略對話”的研討會。會議當天的晚餐設在德國著名的安聯保險集團（Allianz
SE）的新大樓內，餐后主人邀請我們去他們頂層的會議廳喝咖啡或餐后酒。安聯保險集團新大樓建在柏林市中心的巴黎廣場的一角，面對德國最為著名的勃蘭登堡門。我在會議廳內隨意地走動，突然發現會議廳的一角外有一個小巧而古典的陽臺，試著打開落地玻璃的扉門，進入陽臺，
霎時，整個巴黎廣場展現在我的眼前。細雨霏霏，廣場被德國特有的桔黃色的路燈柔和地包裹著，燈光下細細的雨絲，微微飄落，沾濕了廣場的花崗巖地面，裸露出歲月的流痕。前方，在柔柔的黃色閃燈和幽幽的藍色映燈的烘托下，勃蘭登堡門顯得莊嚴和凝重。白色花崗巖的拱門在雨絲中顯得更加端重，展示著歷史的滄桑，拱門頂上勝利女神和四駕馬雙重戰車的銅鑄雕塑沉穩，蹦踢的戰馬不再嘶鳴，高昂的戰旗也無獵獵，但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勃蘭登堡門在燈光和夜色下充滿了雄渾的張力。午夜時分，僅有的幾個旅游者在廣場徘徊，遠處，暗暗的云層下，柏林城內不多的高樓，發著幽紫的燈閃。一切是那樣的渾然、健沛、安詳、靜謐。
我靜靜地站在陽臺的一角，任雨絲輕拂、燈光漫漫，沉浸在這德國深秋的細雨和柏林午夜的靜謐中，
感受著時間的縹移，歷史的涌動。在一個小男孩的成長過程中，我一直對德國的歷史著迷。是啊，古羅馬東擴、柏林在沼澤地上的興起、路德的宗教改革、腓特烈大帝的啟蒙運動、普魯士的軍刀戈霍、戰爭、一戰、二戰、經濟恢復、德國統一……德國有太多的歷史和感慨。此時此刻，這一切在這同樣歷史的勃蘭登堡門前迷人地再現。
“朱民，你在想什么？”
聞聲回首，我的德國老朋友彼得·榮根先生正笑盈盈地走來。彼得·榮根先生是個傳奇人物，他是商人，擔任過多個德國大公司的總裁，目前經營他自己設在科隆的全球投融資公司。他也是學者，
對德國貨幣政策有深厚的了解和見地，
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兼職。他更是社會活動家，多次擔任德國各種商會的主席，多次擔任德國和美國、德國和亞洲，以及德國和中東等地商會的職務，
奔走于世界各地，穿梭于政府、商業、學術界之間。
我沒有回聲，只是對他指了一下廣場，彼得進入陽臺，也立即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好美！”他說；“好靜！”我說。我們無言地站著，“好不容易啊！”也許是應景而發，
也許是感到了我的感觸，他低聲感慨。
“還記得我們上次在華盛頓G-30會議上討論過的近代德國的貨幣政策和德國馬克的國際化進程，有關文獻的搜尋以及我想把它翻譯成中文的設想嗎，彼得？”我突然對彼得說。“當然。”彼得迷惑地應道，不明白為什么我會突然從眼前的夜景中跳到這個問題。近年來，由于工作的原因和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關注，我對近代德國的貨幣政策和德國馬克的國際化進程非常著迷，只是苦于不懂德文，常為嘆之。兩個月前在華盛頓，我曾聽彼得談起過德國馬克的升值過程，也提出請他搜尋和推薦文獻，并有翻譯成中文的初步設想。此時此刻，也許是環境的感染，
關于把這方面的德國文獻整理翻譯成中文的想法變得如此清晰和強烈。“我們開始著手啟動吧。”我說。彼得的眼睛亮了，但德國式的謹慎又使他遲疑了一下，“我們還要想一想細節。”他說。“這對弘揚德國經驗，對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后重新思考貨幣政策，對豐富人類經濟學知識，以及對中國匯率改革的借鑒都會有意義。”我繼續順著我的思路說。更多的人發現了這個陽臺朝我們走來，我拉著彼得回到室內，找了一張靠墻角的沙發，每人各要了一杯波特酒，細細琢磨起來。
黎明時分，雨霽，穿過巴黎廣場，回到下榻的同樣充滿歷史傳奇故事的Adlon酒店，我們在勃蘭登堡門下相約各自起草一個提綱，再議。
2011年1月，在大雪紛飛的瑞士小鎮達沃斯，我們在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又一次見面。這次彼得對德國的有關文獻進行了初步了解，還帶了一包文件索引給我，居然是德文。我對未來的文獻和譯稿也提出了大綱和要求，居然基本吻合。我們大喜過望，
擊掌示信，決定啟動項目。為了讓項目落地，我們需要一個在國內的合作伙伴，
我想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的所長周弘博士。周弘所長精通德文、英文，長期從事歐洲研究，對德國非常熟悉，但是她愿意攬這個額外又不討好的活嗎？我忐忑不安地撥通了她的電話，周弘所長明人快語，還未等我戰戰兢兢地解釋完，她就說“這事有意義，我接了。”
貨幣政策推動戰后德國經濟增長
戰后德國的經濟，
經歷了1960年代歐共體的出現和合并，西歐其他國家因為“馬歇爾計劃”流動性較為寬松，但德國堅持推行獨立和嚴謹的貨幣政策。1970年代，由于石油沖擊，德國經濟增長陷入低迷，但德國利用人力資源質量的提高完成了經濟結構轉型。1980年初，美國經濟嚴重衰退，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拉美發生債務危機，德國則通過貨幣政策緩解了馬克的升值節奏。在過去的20年里，德國通過宏觀經濟金融政策調控，始終維持德國的競爭能力，出口不斷上升，經濟穩健增長。當然這一切是德國政府綜合考慮國際國內經濟金融環境，多種政策調控的結果，但貨幣政策也是推動德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
和日本著名的“廣場協議”，以及隨后相關貨幣政策導致匯率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長期衰退相比，戰后德國同樣經歷了固定匯率時期（1952-1973年）和浮動匯率時期（1973-2000年），也經受了“廣場協議”的影響，還經歷了歐元區貨幣聯盟體制下的貨幣政策。德國堅持推行獨立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德國馬克逐步升值和漸進國際化。
無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還是此后的歐洲貨幣體系（EMS），以及之后的歐元（EU）等各種國際大環境變動下，德國都較好地化解了戰后崛起過程中遇到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堅持維持了德國的國際競爭能力。
經濟增長的德國經驗
《德國馬克與經濟增長》一書就是把德國在這一方面和這一時期的重要政策和文獻、德國當時具體實施的有關政策和操作工具、德國內部的有關辯論和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文獻、學者專家事后討論總結的德國經驗集中起來并翻譯成中文。這在德國經濟金融史的研究中尚無先例。文史浩瀚，本書所選的文章大都是從過去50年來德國和國際金融機構有關討論的文獻、德國和國際上對德國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的研究和討論的專著、論文集中選摘出來的，為節約篇幅，我們只能摘選我們認為最重要也最精華的部分。我們希望本書能代表德國戰后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研究的精粹文選，也希望本書能為我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改革提供借鑒。
雖然有電子郵件和全球電話會議手段作為溝通的工具，三地合作的困難還是遠遠超過我的想象。我們三人都有各自繁忙的工作，又經常出差，很多時間在空中飛行，聯系開電話會議也諸多不易。一次，在周弘出差歐洲期間，為了讓彼得和周弘能見面討論預算，我在華盛頓通過往返電郵安排會議，直到會見當天凌晨5時才最終確認了安排。
但是合作是愉快的。在此，我要再次感謝周弘所長，她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外，承擔了本書所有的具體工作，組織翻譯、校對，聯系出版，化緣求資金，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我要再次感謝彼得，他承擔了文獻的搜尋工作，對我在大綱中提出的要求，他總是盡力滿足。我的思路在項目的進展中不斷演化，大綱改了又改，我對文獻要求的單子長了又短，短了又長。彼得總是以他德國人特有的耐心和細致和我討論，以他豐富的德國經驗糾正我的誤解，并認真地去尋找資料，力爭將最重要和最好的文獻都收集到本書中。
從勃蘭登堡門深秋的雨夜到北京三月的陽春，我們終于為本書寫完最后一個句號。掩卷，抬首，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還在繼續，全球金融市場仍然持續動蕩，對全球貨幣體系改革的激辯還在進行，我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改革也又一次進入世界金融政策舞臺的中心。愿本書帶給我們的讀者一束小小的柔黃的德國燈閃。
（作者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本文是作者為《德國馬克與經濟增長》所作序言，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