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韋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不少經濟學家、媒體人在批評所謂“中國模式”時，都不免回避幾個事實：這種模式確實帶來了很快的發展（如果將其說成一無是處的話，顯然不能服眾）；這種模式下，中國應對經濟蕭條、全球金融危機的許多政策舉措，與美國、歐洲許多國家相似；批評者多次斷言中國經濟將出“大問題”，但時限一個個過去，卻并沒有出現像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那樣的嚴重危機。
　　并且，過往至今、流行的針對“中國模式”的批評，多限于對“政府主導經濟增長”制度安排的質疑。這種批評、質疑很有道理，但邏輯上是不嚴密的，一方面，中國經濟學家、媒體人所言的自由市場經濟，即便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不存在，在那些國家，政府宏觀乃至中觀、微觀介入經濟程度之深，很多方面并不亞于中國；另一方面，所謂中國模式的“政府主導經濟增長”制度安排，取得了讓美國許多經濟學家權威和諸多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贊賞的發展成績（這正是批評“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聲音被充耳不聞的原因所在）。
　　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及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所著的《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一書，同樣也是基于對所謂“中國模式”發表批評，而提出相關的政策思考與建議的。有別于上述慣有套路，韋森這本書并沒有陷于經濟學原教旨主義非此即彼的窠臼、沒有將政府干預或介入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而是指出，目前在中國，政府干預、介入經濟的方式存在重大問題，反過來造成了市場體系乃至市場規則的扭曲。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并非沒有市場化或市場化不足，而是目前的市場化是在法治進程滯后情況下建立和維系的，使得經濟主導者、參與者政府擁有了過強的力量，且不接受約束。
　　韋森所言，實質上打通了憲政民主、預算民主、法治與市場體制幾方面因素的關系。簡言之，在前三個因素缺失或嚴重不健全的情況下，最后一個因素即市場體制一定是不健康的。韋森指出，憲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預算民主，應從構建預算民主的角度來完善中國法治民主政制建設。《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這本書收錄了韋森近年來公開發表的數十篇評論、訪談文章，書中多篇文章都提到，正是因為預算民主、公共預算體系的缺失，才讓我國從國家到地方，政府征稅、管錢、花錢都不受控制；才會出現經濟蕭條乃至全國企業受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的時候，政府財政收入仍然大幅度遞增。韋森痛斥指出，“像利息稅、資源稅和燃油稅這些新稅種，財政部和國稅（總）局決定開始征收時，根本沒經人大討論和批準，甚至連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聽證會’都沒舉行過。”
　　韋森還總結提到，目前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種種社會問題，皆與政府權力特別是征稅（收費）、花錢不受控制有關，“財政稅收體制真的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這）應該是當下和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很顯然，韋森指出的這個問題，才是所謂“中國模式”真正讓人感到擔憂乃至恐懼的地方。由此出發，再來看中國經濟特別是近年來轉型調整中暴露出的弊病，就容易理解了。舉例來說，地方政府迷戀土地財政，并由此推高房價，從根本上是因為花錢不受控制成了習慣。又如，央企，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投融資公司近年來進入多個行業產業領域并達成排斥性發展，即人們常說的“國進民退”，目的仍然是為了創收。再如，國外專家盛贊中國經濟刺激舉措，特別是對“鐵、公、基”和大項目的巨額投入，認為這將進一步夯實中國經濟基礎；這番分析觀點基本上是對的，但這些老外在分析時基于一個目前我國并不存在的前提，即美國等國開展基礎設施和大項目建設時，是基于較充分制約管控的預算制度平臺的。我國各級政府近幾年高歌猛進推進的大工程、大項目，有許多很快就傳出了質量丑聞，這樣的工程和項目怎么可能夯實經濟基礎？
　　很自然，還是由于預算民主的缺失，在近年來政府財稅收入大幅度和超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斷攀高的同時，民生投入占GDP的比例卻始終居于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的倒數第一……“國家或言政府確實是越來越富了，且掌控的經濟資源越來越多，操控社會的能力越來越強，但是，普通民眾的相對收益和福利卻下降了，民眾對政府公權力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制約，也在衰減和弱化，以至于普通民眾對于政府在做什么，毫無知情，而只能望著一座座新建的政府機關的豪華行政大樓而‘漠然興嘆’！普通民眾對各級政府不斷增加稅費要求，只能無言地服從；對政府征來的巨大財政預算的花銷去除，更一無所知；對政府推出的任何經濟政策和法律法規，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這就是為什么年輕人首選公務員這個職業，公招考試的競爭陷入慘烈程度；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富豪階層出現相當一部分人移居國外，“以腳投票”表達對現有公權力維護其財富乃至基本人身安全不放心的抗議的原因；也是阻礙近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喊了無數次，卻始終難以取得積極成效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癥結所在——政府權力特別是基層部門、審批者、執法者征稅收費、花錢的權力得不到制約，企業負擔不可能減輕，也就不具備成功轉型升級的經濟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