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二十年》的作者池田信夫，1953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在東京大學學習經濟專業。畢業后，按照當時的慣例，同學們最好的分配方向，首先是希望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其次，則希望進入大企業。但是，池田先生卻迥然不同，而是主動選擇進入電視臺，作了一名新聞記者。
　　在電視臺勤奮工作多年，按日本企業的年功序列制，池田先生積累了足夠的資歷，可以被選撥進入高級管理階層之后，池田信夫卻又主動辭職，成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在本書中，池田先生批評日本企業的年功序列制時，也講述了自己主動辭職的理由。他說：在西方的傳媒界，記者、制片人可以終身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隨著個人事業的發展，記者可以從較小的傳媒公司更換到更大的傳媒公司，仍然繼續直接的報道工作。但在日本卻不然，不同年齡、不同資歷的員工各自分管固定的工作，共同完成報道任務。年輕的新人毫無任何經驗，在得不到任何指導的情況下，就要倉促地去采訪當事人。積累資歷之后，就可以從事修改稿件的工作，而不能直接外出采訪了。至于像池田先生的情況，進入管理層之后，優悠富裕，整日無事可作，實際上等于是放棄新聞事業了。于此前途，池田先生心有不甘，這才放棄了電視臺的工作。
　　所以，在作者看來，許多極具日本特色的經濟制度，都是在二戰之后的廢墟上逐漸形成，在日本戰后的恢復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的積極作用。但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當今世界，那些曾經成功的經濟制度，正如年功序列制那樣，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當今的新形勢了，反而是在嚴重地窒息著日本國民的潛在生產力。
　　現在看起來，日本經濟仍然是世界第一流的強大經濟體。但是，日本市場卻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市場。如果這個深刻的問題不能解決，封閉的環境就會始終嚴酷地制約著日本未來的發展。做為一名日本的經濟學者，池田信夫先生在分析日本特有的諸多社會、經濟現象時，所流露出來的憂患與焦慮的心情，是十分令人感動的。
　　宮崎峻的動畫片《千與千尋》里面，千尋與父母在搬家途中迷路，誤入精靈的世界。周遭盡是華麗、宏偉的高大建筑物，但卻蒿草密集、闃無人跡。夕陽西下，影物幢幢，說不出的荒蕪、詭秘氛圍。千尋的父親推測說：“這可能是九十年代泡沫經濟時期的一處大型游樂場吧！當時日本到處都充斥著這樣的建設項目。后來泡沫破滅，資金流斷裂，只好任由著未完工的大型游樂場這樣閑置著……”
　　我讀了這本《失去的二十年》之后，感到池田先生所描繪的日本經濟就仿佛是一處龐大、荒置的巨型游樂場，固然仍不失往昔時日的宏偉壯麗，但卻明顯失去了當初的朝氣與生機。
　　以池田先生的不羈性格，看破了日本經濟的弊病之后，他會提出怎樣的建議呢？
　　記得日本的戰后首相吉田茂曾經說過：美軍對日本的轟炸，破壞了許多落后的生產設備，反而使得戰后的日本可以立即裝備最先進的設備，省去了破壞落后設備的巨大成本。那么，既然二戰之后所建立的日本經濟制度，在今天看來已經是落伍了，就只有運用金融技術的強大破壞力量對其予以摧毀。否則的話，全新的經濟制度無從建立起來。
　　在本書中，池田信夫最為推崇美國的垃圾債券大王米爾肯。池田先生認為，米爾肯的掠奪式融資手段，用毀滅的方式為創新提供了足夠的空間，最符合資本主義精神。米爾肯的杠桿收購摧毀了大型聯合企業，最重要的一個后果就是：促使許多菁英人才擺脫了大企業的束縛，選擇自主創業，才有了后來的英特爾、思科、甲骨文……，而風險投資則保證了風險事業的資金需求。
　　至于在日本國內，偶然也有米爾肯式的金融強盜，但卻立即被社會正義給壓服了。偵辦上村基金的檢查官說：“我們不能任由社會不公正的現象發展猖獗，有那么多人辛勤流汗工作還保不住飯碗，有那么多企業遵紀守法卻遭遇打劫。”
　　而村上世彰在被捕前的記者招待會上質問說：“這個國家容得下挑戰者嗎？完全不給挑戰者重新開球的機會。”
　　毫無疑問，池田信夫是同情村上世彰這個不幸的金融強盜的。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又寫道：“之前的黑船來襲以及二戰戰敗，每逢生死存亡關頭，總會有優秀的領導者出現，帶領全體國民進行徹底改革。而現在日本最缺乏的是逼迫人們窮則思變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