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幀紅綢輕輕揭去，“韜奮圖書館”幾個大字顯露出來。2012年7月16日，在北京三聯書店所在的那條小巷里，“韜奮圖書館”落成，向社會開放。
幾代人的夙愿終得實現。
1944年，鄒韜奮先生去世。在周恩來擬定、毛澤東贊成的《紀念辦法》中，提出“在重慶設韜奮圖書館，由各界人士捐贈書籍”。抗日戰爭勝利后，郭沫若專門為擬在上海設立的韜奮圖書館寫了一副嵌字聯：“韜略終須建新國，奮飛還得讀良書。”直到1997年，“韜奮圖書館”終于從愿望變為現實，但囿于條件，依然是三聯內部使用的資料室。
“韜奮圖書館”在新時代踐行著鄒韜奮先生“竭誠為讀者服務”的書店宗旨。
那些書：是火種 是旗幟
飄著墨香的《三聯經典文庫》將三聯書店80年來對時代的貢獻，呈現在人們面前。它如同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使者，將我們帶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萌發的日子。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鄒韜奮為代表的一批愛國人士創辦了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出版進步圖書、報刊，高擎起宣傳先進理論，傳播科學文化，推動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鄒韜奮手上，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生活》周刊，“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著沖鋒性的”，“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鄒韜奮語）。
1932年，蔣介石親自出面施壓：要中華職教社負責人黃炎培責令鄒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鄒韜奮經過慎重考慮，“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生活》周刊獨立出來，6年中發行量由2800份，激增到15.5萬份，與當時全國最大的日報《申報》不相上下。
胡愈之在他的回憶中有這樣的描述：“從這開始，《生活》周刊逐漸改變了方向，關心和議論起了國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愿望一致起來，刊物更受到讀者的歡迎。”
在很多學校，學生人手一本《生活》周刊，爭相先睹為快。經濟學家許滌新清楚地記得：“《生活》周刊暴露國統區農村破產的通訊、反對納粹德國的國際評論，引人注目。”對此，作家端木蕻良印象深刻：“當時，《生活》這兩個字和‘進步’兩個字有著同等的意義。‘九·一八’以后，《生活》的旗幟是最鮮明的，它的抗日主張是最堅定、最富有現實意義的，它能代表當時群眾的心聲，實事求是，發為文章，從而又擴大了群眾的心聲，這樣，互相激勵著形成更廣泛的波瀾。”
《讀書生活》半月刊是為“店員、學徒，以及一切連學校都不能走進的人”出版的刊物。從創刊起就以大眾化、通俗化為方針，面對廣大青年對真理的追求，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響亮地號召讀者要“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在這個刊物上連載的艾思奇的《哲學講話》，曾經把千萬讀者引進了馬列主義大門，走上了革命道路。
《哲學講話》是讀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被查禁后改名《大眾哲學》，依然暢銷。到1948年，發行至32版。1936年10月22日，當時在西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接到毛澤東來電：“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馬克思的《資本論》，被譽為“工人階級的百科全書”，是一部200萬字的巨著。出版全譯本的多次努力，均因工程浩大與政治原因而未能實現。讀書出版社在李公樸被捕，書刊被禁，資金拮據的艱難情況下，毅然決然，決定接受出版這一巨著。1938年在上海的酷暑中，《資本論》譯排校印流水線秘密流動起來，經過近百個晝夜奮戰，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終于付梓，在戰火紛飛的抗戰中出版。之后，在國統區和解放區多次重印，發行量達3萬多部。1939年，王惠德在延安得到一套《資本論》：“能得到這套書，當時的確很不容易。”陳其五回憶：“我們在戰爭年代很困難時，《資本論》一直帶在身邊。”
翻閱三聯書店前身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的圖書目錄，《共產黨宣言》、《辯證唯物論辭典》、《列寧戰爭論》、《卡爾·馬克思》、《列寧傳》、《斯大林傳》、《人怎樣變成巨人》、《延安訪問記》、《毛澤東印象》、《解放區的民主生活》……赫然其中。據統計，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出版進步革命書刊400多種，其中，一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社出版。
在革命戰爭年代，鄒韜奮等老一輩出版家領導三聯書店出版了2000多種圖書，40余種報刊，這些出版物，是火種，是旗幟，引領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經歷了那種斗爭與生活的著名記者子岡說：當年抗日救亡這面大旗團結了千百萬青年，為了同樣喜歡一本書、一個作者、一份刊物，可以成為朋友和同志，在意識形態上形成牢固的默契。
“讀書”兩字寫在樸素平實的封面上。翻開來，開篇文章《讀書無禁區》如春雷，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和讀書生活中激起巨大波瀾。1979年4月，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讀書》就這樣出現在讀者面前。幾天內，首版5萬冊很快發完，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售一空。“讀書無禁區”不脛而走，成為新啟蒙時代最響亮的口號，文化知識界的“集體記憶”。
學人朱正琳說出自己當時的感覺：“創刊號頭條文章《讀書無禁區》，幾乎相當于破冰船啟動時發出的一聲鳴笛！”“‘讀書無禁區’在今天聽來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類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都被斥為資產階級文化垃圾的時代尚未完全過去之時，這一聲吶喊，真有石破天驚的氣勢。”媒體人陳四益說出的，何嘗不是眾多讀書人共同的感受。
《讀書》迅速成為當代讀書人心中的最愛。藍英年的《尋墓者說》，葛劍雄的讀史系列，吳敬璉的經濟學文字，辛豐年的《門外談樂》，龔育之的《大書小識》，趙一凡的《哈佛讀書札記》，金克木的《無文探隱》、《書城獨白》，呂叔湘的《未晚齋雜覽》，名人薈萃，佳作連篇。《真理不是權力的奴仆》、《人的太陽必須升起》……一篇篇激蕩靈魂與思考的文字，《余悸病患者的噩夢》、《忠心的衙役》……一幀幀沖擊視覺與心靈的漫畫、插圖，在讀書人手上傳遞，在人們心中留痕。
學者陳子善一直將整套《讀書》引以為自傲的珍藏。學者錢滿素說它“扎根于這片國土，是中國人思考中國的雜志”。于學者張鳴，“《讀書》是我讀野書的一個紀念，也是我第一個文字的家園。”于著名作家王蒙，“由于這本雜志，我和我的一批友人在那個年代活得快活了許多。”
在《讀書》之后，帶著三聯出版標志的一本本新書漸漸多起來，引領著閱讀者，進入思想文化的新天地。
《傅雷家書》讓生活的本真、文化和知識的尊嚴重回當代人的精神生活；《隨想錄》沖破思想禁區的勇氣鼓舞了整個中國知識界；《寬容》在娓娓道來中彰明新的人生態度——自由精神的實質在于寬容；《第三次浪潮》，在國人面前鋪展開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將中青年學者在學術園地里孤寂耕耘的成果源源不斷奉獻給社會……讀書人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由此變得絢麗多彩起來。
陳四益認為，“說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書架上都有三聯的書，并非夸大其詞。”學者葛兆光在搜索了自己的閱讀記憶后說，這些年來，對于三聯書店，我相信相當多的人和我一樣，記憶里總會有《讀書》和《讀書文叢》、《文化：中國與世界》和《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當然還有《三聯生活周刊》和《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三聯出版物的裝幀風格，似乎也對它的讀者有了意味：樸素大方，清新淡雅，極富書卷氣的設計，在喧囂與浮躁中，營造了沉靜和諧的讀書氛圍。
讀了30年三聯的書，學者楊早更加堅定：再過20年、30年，我們這代人仍會記得青春時代的《讀書》與三聯諸書。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雖已粉碎，碎沫也會進入讀者的血液，在后世引發遙遠的回響。
因為，那個世界，有思想著的美麗，有成長著的快樂。
那群人：有追求
有擔當
看著手上分散在四五個地方辦公的60個員工的名單，坐在人民出版社宿舍樓地下室北京三聯總部的董秀玉，心中百感交集。
雖說很早進入出版界，且一直喜歡，但對出版理想的認識，卻是在她跟隨老一輩出版家創辦《讀書》雜志之后。
“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年代，‘四人幫’剛剛打倒，個人迷信未除，大部分人余悸未消，思想文化園地一片蕭索荒蕪，但剛從干校返回的陳翰伯、陳原、范用、倪子明等就開始醞釀和籌備著《讀書》的創刊，高高舉起了捍衛真理的大旗。”
思想和心靈的熏陶，讓董秀玉懂得了應當怎樣來愛我們的國家、民族，怎樣才是真正堅持了文化理想，做個大寫的人應有怎樣的擔當和犧牲。
董秀玉的人生發生了最重要的轉折。
“我懂得了，文化理想的根本就是文化責任，堅持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堅持人文精神，是一個編輯最根本的擔當，最基本的職責。不管在權力面前，還是在利益面前，我們必須有這樣的文化自覺。也因此，著眼國家民族，守住文化尊嚴，扎根品牌形象，成為自己在三聯始終堅持、須臾不敢輕忽的根本操守。”
接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是董秀玉自己的選擇。“雖然我們沒錢沒房沒地，但還有前輩傳下來的一塊光燦燦的三聯招牌，還有這么多愿意一起奮斗的三聯人。我在香港市場學習的5年，應該回報給三聯。我和北京的三聯人決定整裝再出發。”
再出發，向理想邁進：為了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的傳承，為了強化三聯品牌的核心競爭力。作為團隊的領頭人，董秀玉十分清醒。自己和團隊將始終面對新時代、新問題和新需求，理想與現實，追求與堅守，學習與創新的博弈將伴隨著三聯人為事業的一生。但她也由此更加堅定：“做個優秀出版人，尤其是做個優秀三聯人，是我這一生最好、最值得自豪的選擇。”
這是1993年的春天，董秀玉剛剛結束在香港三聯的任期，回到北京，承擔起三聯總經理的職責。
三聯人，是一支薪火相傳的團隊。
當年，韜奮等三聯前輩，與時代同行，滿懷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傳播知識，追求真理，不怕威脅，不怕坐牢，將生死置之度外，以深入淺出、“筆鋒常帶情感”、善于激動人心的筆調，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們去戰斗。他們是時代的曙光。
從15歲就在三聯書店工作的范用先生，留在三聯人心中的記憶，是一份珍貴的財富。他的名字，與《讀書》，與《傅雷家書》……聯系在一起。
“大約在1970年前后，我和陳翰伯在湖北咸寧干校談起辦刊物，我們設想，一旦有條件，還是要辦讀書雜志。”這是《讀書》雜志尚在思想狀態的種子。
“翰伯先生的話最是鏗鏘有力：‘我們這些人，已把命交出了幾次，這種時候，還有什么好怕的！’范用先生激動地站起來：‘沒什么好說的，翰伯你領頭把方向，陳原你博學聰明當主編，雜志放三聯出，我負責，我去立軍令狀！’”《讀書》籌備會上的一幕，世人很少知曉，但卻在《讀書》的歷史中永存。
1979年《讀書》創刊。種子終于萌芽生長。出版者的思想在“編者的話”里這樣表述：“我們這個刊物是以書為主題的思想評論刊物。它將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務。我們這個刊物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敢于打破條條框框，敢于接觸多數讀者所感所思的問題。我們主張改進文風，反對穿靴戴帽，反對空話，反對八股腔調，提倡實事求是，言之有物。”
這是一個宣言。出版者高舉著思想解放的旗幟，清理著腳下的陣地。
“破冰之旅”的艱辛，學人朱正琳25年后才得知其詳。前輩們“最打動我的，簡單說就四個字：胸存道義。那么多磨難，終究沒有磨滅這一點追求、這一點擔當”。
剛從哈佛回國的趙一凡，“寫生”第一次會晤三聯：從外表看，這幫人衣著樸素、因陋就簡，形同拓荒者；偏又笑語不斷，興高采烈地做事。其效率之高、人緣之好，讓我刮目相看：原來三聯傳統，竟是如此敬業。
學者查建英寫的是沈昌文：作為扎根北京的上海人，他的性格魅力，在于把文人氣與商人氣、坦誠與狡猾、老年人的智慧與少年人的活力，融成了最可愛的一種組合。……我甚至覺得，沈公的經歷和性格，其實也就是生存力、調整力極強的某種三聯性格。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形勢和世道，他們這樣的人都能把游戲進行到底，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他們是那個帆，那個春。由此我甚至想到，時代盡管變幻，三聯和三聯人會是永遠的。
“同三聯的編輯打交道，那是如魚得水。他們能將心比心，同你交流，這點最重要。”這是學者李零的心得。他的素描是粗線條的：“對我這樣的‘老改犯’，這樣吹毛求疵又百般挑剔的人，孫曉林，不急不煩不惱。封面大家寧成春，抱病在身正要動手術，我和曉林登門打擾，他耐心傾聽我們的想法，數易其稿，反復推敲。”“孫曉林是個與人為善的人，再忙也放下手中的稿子，和我閑談一會兒。如果桌上有新出版的書，就隨手送我兩本。不久，她和同事舒煒找到我，說金沖及先生的《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出版后反響很好，問我有沒有可能續上一本，寫1948年。誰都知道那是國共雙方決戰的一年，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年。在這個選題上，我有學術積累，所以愉快地接受了約稿。但是，孫曉林沒當我的責任編輯。她說自己不擅長現代史，還是交給年輕的舒煒和曾誠做更合適些。我頗為感動。作者是編輯的資源，一個編輯約到一個好選題，輕易不會轉讓的。但是三聯人卻把學術當作天下之公器，從不在這些私利上計較。聽說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這些總編輯，約來名家的稿子，也經常交給年輕編輯來做。一來讓這些年輕編輯經歷鍛煉，另一方面也使三聯的傳統代代相傳。”這是學者劉統補充的細節。
黃苗子生前有幅三聯的大寫意：對于我的三聯朋友，我覺得，用“敬業”二字形容他們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務正業”——推薦我們到漢城辦展覽和董秀玉的出版業務有什么關系？范用“義釋”愛書人，更是“不務正業”。從他們那里我感到的是“誠”，而且是“竭誠”。從當年韜奮先生對我這個剛剛19歲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請，到今天的年輕編輯張琳的精益求精，說到底，都是對人對事的赤誠之心。76年，四代人，都能守住一個“誠”字，不能不讓人敬佩。
學者朱學勤的素描十分細膩，說的是編輯趙麗雅。“趙麗雅聽說我當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師大招待所開房間，而是騎上我的車，穿過大半個市區，趕到我那破屋借宿。說是就近去復旦組稿方便，其實是節省出差經費。第二天上午，她又出門去擠公交車，55路轉21路，奔靜安寺取昨晚的車。原來昨晚臺風過境，風大雨猛，無法想象趙麗雅寫得一手娟秀小楷，既麗且雅，怎么騎得動我那輛男式自行車，頂風冒雨，破舊而又沉重。騎到半途，果然蹬不動了，遂把那輛‘老坦克’鎖在人行道上，換乘公交車過來。早上起床執意去取，還要騎回來，怎么勸也勸不住。”
對真理的追求，對工作的激情，對事業的執著，對作者的尊重，對讀者的熱忱……人們看到，在三聯后來人那里，傳統沒有褪色，寫著追求的旗幟依然高揚。
那書店：“真堪托死生”
伴著民族解放的步伐，伴著新中國的進程，伴著改革開放，三聯書店與時代同行，與她的作者、讀者一同思考，一同成長。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無數與三聯共同成長的溫馨記憶。
經歷了一個多世紀風雨的學者周有光認為，書店的價值，不在它規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書在歷史上發生過什么影響，是促進社會發展，還是阻礙社會發展。三聯的3家書店，對中國文化界的啟蒙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需要啟蒙運動，過去需要，現在同樣需要，這就是紀念三聯書店的歷史意義。
三聯，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
老讀者姜德明最早的三聯記憶，是上世紀40年代天津海河邊上的知識書店，還有東馬路青年會對面襪子胡同的讀者書店。“盡管它們只有一間門面，卻常有從上海運來的生活書店的新書。我從這些書中接觸了進步思想，提高了文學素養，使我終生受益。”
學者汪丁丁把自己理解的三聯精神用一句話概括：“基于現實生活的大眾啟蒙”。“三聯精神的現代意義是什么呢？是借了書籍的出版與傳播使中國人對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匯合交流，從而相互理解。三聯精神的現代意義，就是“‘基于生活，讀書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學者許紀霖認為，一部三聯的歷史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倘若沒有了三聯，這30年的思想啟蒙和知識分子的歷史很有可能要改寫。在金錢與權力之外，三聯圖書建立了第三種尊嚴：知識的尊嚴、思想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尊嚴。風格和品牌不是文化產品，并非一夜之間可以獲得，它們是一種文化傳統或文化精神，需要一代乃至幾代出版人的努力方能形成。以三聯為例，從鄒韜奮先生開創，經過陳翰伯、陳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幾代出版家的繼承發揚，其知識傳統在國內外圖書市場上擁有了令人驕傲的標志性品牌。
關于三聯，葛兆光的記憶中還有她的搬遷史。“從朝內大街遷到東四六條，從東四六條遷到永定門外，從寄人籬下到潛入地下，從處在中心到挪移邊緣，輾轉流離了好些年后才落到了現在的新址。說起過去那段不時要‘乾坤大挪移’的歷史，夠讓人辛酸的。出好書總是賠本，而住好房卻得賺錢，于是賠本出好書仿佛成了浪漫主義，而賺錢住好房則似乎可以算是現實主義。出好書和住好房的天平往哪兒偏，就要看主持其事的人是理想主義多一點還是現實主義多一點了。”
發現三聯書店居然把《吳宓集》、《陳寅恪集》和《錢鍾書集》當了重頭戲，葛兆光真是覺得歡喜無盡。“從中看到出版界的前景，無疑出版這種書是一種學術積累，卻不是嘩眾取寵的湊熱鬧，這表明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畢竟在出版界還有地盤，那種徹底現實主義和庸俗實用主義還沒有把出書人的心靈包裹得密不透風，于是真正獻身思想和學術的寫書人也還有一線希望在。”
這期間，三聯還出版了非哈佛不舉，非三聯不辦的頗有歷史意義的出版工程《美國文庫》，“居然做得如此漂亮爽氣，一來讓美國政府服氣，二來也沒讓我在老師跟前丟臉。”學者趙一凡說。也是在那段時間，《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進入三聯出版計劃。兩個文庫的出版，在引進二十世紀西方學術、推動中國學術發展上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三聯，是與作者、讀者的相濡以沫。
老作家艾蕪第一本散文集《漂泊雜記》，就是由生活書店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豐饒的原野》，第二本《故鄉》，交給讀書出版社印行。“1944年在桂林準備逃難，躲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為帶走4個孩子，無法攜帶別的東西。到了柳州，無以為生的時候，范用同志在逃難緊急之際，還設法送給我一筆錢，我因此得以維持全家6個人一時的生活。這是書店的同志和作者，在艱難的歲月中，結成了極為深厚的情誼，不會磨滅的。在文化領域這一戰場中，書店一方面起了先鋒的作用，作者沒有到的地方，他們把作者的書首先送去了；另一方面，書店又起了后勤的作用，作者日常生活的需要，總能從他們那里得到很好的補助。”
學者陳子善與三聯結緣，可追溯到當年由胡愈之先生介紹，為注釋魯迅書信而拜訪生活書店前輩徐伯昕。“每到北京，必去三聯書店轉一圈，先上編輯部小坐，然后再到門市部看書，不去就好像失落了什么。三兩友人傾心而談，國事、人事、文事均為談資，隨意，盡心，這種難得的體驗，在北京就是三聯的咖啡座了。”
臘盡春來，三聯都會以各種形式邀請部分作者小聚。每值此時，學者趙珩總會產生一種艷羨，羨慕三聯所具有的凝聚力。與會者有年逾八九旬的文壇名宿，也有許多現今當紅的作家和文化精英，雖然聚會的形式非常儉樸和隨意，甚至地方擁擠，但是凡被邀之列，幾乎悉數與會。在這樣的人群中有著不同的學術領域，也有不同的學術觀點，甚至在學術觀點上完全不能商榷兼容，而在三聯的感召下卻能共赴雅集。三聯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由此可窺一斑。
三聯，是思想者的精神家園，讀書人可以依靠的綠洲。
楊絳先生喜愛三聯的特色，說她“不官不商，有書香”。
陳子善說他不敢設想，沒有了三聯，自己的讀書和治學生涯會變成什么樣子，“那一定是殘缺而又可怕的”。
梁小民將自己寫出讀者喜歡文章之功，歸于《讀書》的編輯王焱。“他告訴我，你寫的文章內容還不錯，但寫法太教條了，有點八股文風。《讀書》不是一般的學術刊物，它不僅要有高的學術水平，而是要讓人愛讀，讀起來有趣。”這于是成為“梁小民體”文字的發端。
趙珩贊賞三聯人的“大氣”，不跟風逐浪和刻意包裝的正派作風，對文化、學術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而更可貴的是，這種對選題文化內涵的評估乃至冷靜而犀利的出版家目光并不僅僅局限于幾位領導者，而是滲透在三聯的所有的同仁中。
學者茅海建說：“一個想做學問的人，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問進行到底’；在今天的圖書市場上，一個學術出版社，也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術進行到底’。大約只有如此，才有彼岸。”在駛往知識和學問彼岸的途上，三聯是船櫓。在攀援人類曾達到的思想與文明高峰時，三聯是階梯。像茅海建一樣，三聯給了很多學者成長的關注。他們的處女作在這里出版，走向成熟的路上有三聯的呵護。
學者李零欣賞三聯特有的人文氣息。“我以為，人文（humanity）也者，要義精義是拿人當人，孔子叫做‘仁’。讀書人，吭哧吭哧，一輩子都寫不了幾本書，他希望的是尊重和負責，尊重作者，替讀者著想。杜甫詠胡馬，‘真堪托死生’。作者跟出版社，那是托付終生。我曾幻想，有個理想的出版社，一見傾心，‘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找呀找，總算找到了。”他說的是三聯。“三聯有很好的傳統。它曾經是個左翼書店，追求革命進步，反對陳腐倒退，思想上很敏銳，作風上很平易，和作者、讀者保持交流溝通，官僚氣和衙門氣比較少。它不像工廠，只是按部就班，批量生產某一類精神產品，愛看不看。它的書刊，視野寬廣，對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都有很好的把握，對引導讀者成為精神健全、蓬勃向上的人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聯，對她的作者、讀者乃至今天的時代意味著什么？
騎車去三聯的日子已經顯得有些久遠了，甚至老舊，但卻讓何懷宏和他的一些朋友深深懷念。
“和三聯的關系，是書的關系，也是人的關系。因文字而結緣的朋友，可能會比因其他媒介而結緣的友誼更加可靠，或者說更有意味。當然，如果有了分歧，這種分歧也可能更為深刻。”
“由于精力和生理的規律，我們這一代讀者也將和三聯漸行漸遠，唯衷心祈愿三聯保持和光大自己在今天的中國尤顯珍貴的傳統，不斷有自己新的、不一定聲勢浩大、但卻值得細細品味的作者和愿意去品味的讀者。”
一個出版社有作者如此牽掛、信任與忠誠，她一定會走得久遠。
三聯，是范用先生永遠敞開的、高朋滿座的辦公室和里面味道濃郁的咖啡，是南小街“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會議室的《讀書》服務茶敘會，是編輯、作者、讀者間的關心與牽掛，也會是珍惜三聯傳統的老、中、青員工身上獨特的文化底蘊和生命力，三聯韜奮中心大廳樓梯兩邊臺階上，那靜讀的少男少女……
三聯，是幾代人心血和勞動建設起來的傳統，是需要付出勇氣與堅忍去守望的精神，是我們抵達人類曾經達到過的文明高地途中的加油站，是讀書人存續希望、享受溫馨的精神家園。
我們期冀著三聯的永遠，因為，我們的時代，需要思想著的同行者；因為，讀書，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三聯不會辜負她的作者、讀者的期冀。盡管在今天，堅守文化使命，傳承文化精神，繼續探索真理與新知，需要更加堅忍，更加具有定力，但三聯人已經做出了響亮回答：與時代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