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60年前曾對我說，他志氣不大，但愿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60年來，他就寫了幾本書。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憑他自己說的‘志氣不大’，《錢鍾書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獻。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這是楊絳為《錢鍾書集》所寫的序。這序，有個很有意思的標題：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
在三聯書店地下二層的那間讀者服務部，翻閱十大冊的《錢鍾書集》，錢鍾書先生窮其一生的思考與學問，就這樣被讀者如我輕輕捧在手里。在那個逼仄，四壁皆書的小間里，翻開有著淡淡油墨香的這套大書，難免感慨萬千。
知識的積累、文化的傳承以及文明的養成——出版業，尤其是一家出版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功用與價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聯書店讀者服務部里的感慨，現在演化成了一個疑問。在紀念三聯書店成立80周年之際，如果我們以這家書店的歷史為線索，我們將會發現什么樣的答案呢？
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三家出版機構1948年在香港聯合，這就是“三聯”書店的來由。只是，我們稍加前溯，追索這三家出版機構的前身，其共同點一目了然——它們都是由雜志演化而來。《生活》周刊創辦6年后，有了生活書店(1932)；而《讀書生活》雜志獨立一年后，就誕生了讀書生活出版社(1935年)——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情報》與《中國農村》的主持者薛暮橋、孫冶方……成立了新知書店。
韜奮先生對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個“永遠立于大眾立場的”新聞記者，這是當年《生活》周刊能夠銷售15.5萬冊，可以跟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或者，從歷史的后點來看，韜奮先生更有價值的選擇是他創立了生活書店；書刊融通，這一選擇，即使在抗日救亡年代，也使知識分子進有“言論救國”的輿論平臺；退，亦有啟蒙民眾，并積累知識與傳承文化的載體。
這是一個由“救亡”而起，然后進入“啟蒙”，最終成為一家創造性學術出版機構的歷史軌跡。自韜奮先生始，經胡愈之、徐雪寒，直至范用，他們的努力，有重大階段性價值的成果在1986年；這一年，三聯書店成為獨立出版機構。在新的時代，三聯書店有了創造知識與文化的機會與空間。
在這樣的空間里，近30年來，三聯書店貢獻了費孝通、巴金、錢鍾書楊絳夫婦、金克木、黃仁宇、吳敬璉等無數思想與學問家的著述；在這個時代，討論諸如三聯書店跟知識、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其實，我們需要傾聽的，就是這些思想家與學問家們自己的故事。他們，尤其是他們偉大的創造，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
著作家，或者說那些偉大的思想家與學問家，他們與出版機構的關系，楊絳先生很淡然，也很淡定地給出了她的要求。理解一家出版機構與知識和文化的關系，這才是真正的要點所在。
學者許紀霖描述：“在金錢與權力之外，三聯圖書建立了第三種尊嚴：知識的尊嚴、思想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尊嚴。”
楊絳先生的結論則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三聯 與時代同行
80周年的三聯書店，它的歷史，當然濃縮了我們時代的信息；同樣，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應著時代的命題。
獨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
1936年11月22日。這剛剛要過去的一天，對于回到家中的鄒韜奮而言，實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來回憶，這時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只是這個問題。這天下午18點，他趕到功德林參加援綏的會議，到會的人很多，銀行界、教育界、報界、律師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約深夜23點，鄒韜奮離會，回到家中睡覺時已經24點了。上了床他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論應該做什么題目，一個多小時后才漸漸睡去。睡得很酣……不料，僅僅兩個小時，鄒韜奮被后門兇猛的打門聲和妻子的驚呼聲驚醒。門打開了，5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一個法國人，手上拿著手槍，做準備開槍的姿勢。鄒韜奮被捕了。
這一夜在上海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與沙千里，這即當時轟動海內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會活動家李公樸，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職業身份：《讀書生活》雜志的創始人，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創辦人與社長。
半年后，“七七事變”爆發，8年艱苦抗戰拉開序幕。在中國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為一種標志，所顯示的救亡運動的民意澎湃，意味著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廣泛形成。羈囚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鄒韜奮，在看守所里開始寫作自傳性著作《經歷》，回望自己的人生與事業，鄒韜奮將“轉變”(《經歷》第29章)時間定格于1932年。
中華職業教育社系黃炎培先生1917年聯合當時教育界、企業界的有識之士在上海創建。《生活》周刊作為職教社的機關刊物，在創辦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鄒韜奮接手主編。接手之際，統計發行量，《生活》周刊僅2800份。5年后，這份周刊日常發行量達到創紀錄的15.5萬份，其中直接訂閱的5萬份。這個發行數字，已與全國最大的日報——《申報》和《新聞報》的發行量不相上下。這其間的變化，如鄒韜奮所述：“《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日常發行超過15萬份的《生活》周刊，其價值顯然不僅僅是這個驚人的數據所能簡單涵蓋的，民意凝聚與社會動員，它有著超強的力量，當然也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
1932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生活書店史稿》記錄：“(雙方)就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態度辯詰達四小時之久。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游說，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這一結果使得《生活》周刊面臨第一輪現實壓力。胡離滬不久，蔣即從“剿共”前線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結束，《生活書店史稿》記錄：“蔣介石直接對《生活》周刊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施壓。蔣親自出面，把職教社主任黃炎培請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職教社主辦的，要黃炎培責令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這樣使職教社的負責人很為難。他們對韜奮的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對促進社會進步產生的積極效果。但職教社是一個教育機關，卷入政治漩渦對職教社整個事業會帶來不利影響。”
怎么辦？鄒韜奮經過慎重思慮，“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時刻，其結果，“韜奮商得職教社同意自主經營，訂立契約，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將其20%支援職教社辦教育事業。公開聲明，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系”。
《生活》周刊獨立了。與此同時，1932年7月1日，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生活書店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