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從哪里起步開始學習經濟思想史呢？我們可以從《圣經》開始，在這本書中包含了許多關于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主張。但是，《圣經》更多體現的是清規戒律而不是仔細的分析。盡管亞當·斯密的名字來源于《圣經》，并且從《圣經》中他也得到了道德上的提升，但《圣經》對他形成自己的經濟理論卻沒有多少啟發。
    我們也可以探究亞里士多德那些清晰有力的表達，他贊美私有財產，同時譴責為了財富而積累財富。但是，亞里士多德對經濟學的了解不過是知道時間是稀缺資源而已。因此，他將自己的時間更多地投入哲學以及對亞歷山大大帝的教育上，花在經濟理論研究上的時間并不多。這表明，亞里士多德成為哲學巨匠之一，是冒著風險的，因為他傷害了熱情支持開設“西方文明”這一大學課程的人，我們必須承認在經濟學科的歷史中鮮有亞里士多德的記載。
    在中世紀，神學家們為經濟問題展開辯論。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教授圍繞著市場上的公正和道德問題展開辯論。特別是，他們發明了“公平價格”理論，并且使基督教教會對待高利貸的觀點趨于完善。鑒于《圣經·舊約全書》特別禁止向同一個社區的成員進行有息的借貸，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嘗試將利息分解成不同的組成部分，例如風險、機會成本、通貨膨脹和不方便的補償等，以便突破這種硬性限制，鉆禁令的空子。現在，神學家們面臨著痛苦的選擇。如果他們繼續堅持對《圣經》的正統闡釋，這種闡釋已經對商業活動構成了挑戰，教授們的說教將會剝奪它們的現實意義，因為許多人將會甘愿冒受到圣罰的危險來碰碰運氣。另外，如果神學家們只是簡單地寬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義，他們就會喪失作為基督教領袖的公信力。當他們在世俗和宗教之間觀望時，他們設計出了他們的大部分經濟理論。這種做法讓他們處于一個并不舒服的位置，對研究經濟學也不是非常有幫助。他們就經濟學發表演講，因為這是他們要對基督教徒履行的責任。但是，他們的責任應該是引導教徒進入天堂，而不是讓他們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當新教徒從教徒中分化出去之后，這一任務變得更加無法做到了。
    我們不能如此迅速地略過重商主義者。一般說來，他們是16~18世紀的一群作家和一群向歐洲皇帝諂媚的顧問。他們不會分享一本共同的“正典”，而且他們的確具有不同的利益。隨著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的皇室鞏固了他們的邊界，并且為爭奪遠隔重洋的殖民地而發動戰爭，律師和商人開始就國王和王后如何管理經濟提供咨詢。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建議中經常被提及的內容中總結出幾條原則：首先，通過給國王的忠實臣民以壟斷、專利、補貼和特權等獎賞，國家應當將自己的內部事務料理得井井有條。其次，為了獲得特別珍稀的金屬和自然資源，國家應當開拓殖民地，這是國家致富的好辦法，因為這些殖民地可以負擔戰爭的開支。再次，國家應當限制對外貿易，如此一來，它的成品出口就會多于進口，持續的貿易順差有助于從債務國身上賺取黃金（財富）。
    在重商主義的指引下，我們看到的是國家在開疆拓土。然而，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對國內經濟的嚴格控制，行會、壟斷和關稅牢牢地控制著經濟。在某些國家，這種控制要比其他國家更加強勢。路易十四在位期間，財政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完全控制了許多商品的生產制造，并且被授予了管理行會的巨大權柄。在一次令人震驚的顯示其超級權力的炫耀中，他宣布來自法國第戎的織物要包含1408股線！
    重商主義者為亞當·斯密提供了完美的標靶，他以此為起點開始研究現代經濟思想似乎是合理選擇。亞當·斯密在幾個層面上痛責重商主義的理論。首先，他們根據硬幣和貴金屬的多少來衡量財富的多寡，而亞當·斯密認為真正的財富應當通過家庭的生活標準來測量，一袋袋的金子并不必然體現為一袋袋的食物。其次，亞當·斯密說財富必須要從一個國家的消費者的觀點來衡量。將錢放到國家總理或者阿諛奉承的商人手中的這種策略對國民來說不一定就能產生益處。再次，亞當·斯密確信個人的動機、創造和創新會促使一國經濟獲得更大的繁榮。將壟斷和貿易保護當做禮物加以贈送，重商主義的這種政策使國家陷于癱瘓狀態。現代經濟學就此開始。
    經濟學家真的一無是處嗎？
    自亞當·斯密那個時代至今，只有幾位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理論并不能解釋每一件事情。一個特別的情況是，當代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和20世紀70年代早期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生產增速的下降難以作出解釋。然而，經濟學家對于這樣一種說法卻是十二分的贊成：國家和個人忽視了經濟理論的基本原則，這是在愚蠢地冒險。懷著對穩定的重商主義時代的向往之情而提高貿易壁壘的國家，傷害了本國的消費者。保持農產品高價的國家也傷害了它自己的消費者，并且發現這個國家過剩的糧食都在糧倉中發霉腐爛了。對于這兩種傷害的觀點，很少有經濟學家持有異議。不過，在這個世界上能夠聽進去這兩點的政治家實在是微乎其微。
    即使政府并不總是吸取經濟學家的建議，我們卻可以求助于經濟學家：我們的生活水平達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可能會達到什么程度。自從工業革命使英國大放異彩之后，美國人就總是期待著自己的國家會更強大和更富裕。我們把現狀看成最低限度。然而，歷史提供不出持續取得進步的先例。在工業化國家擺脫新的黑暗時代的每一個年頭，我們都是在為人類創造紀錄。聽聽喬治·杜比描述11世紀歐洲時所說的話吧。這一段幾十年的可怕時光是在古希臘、羅馬、巴比倫和埃及相對富裕之后而不是之前到來的，想到此就令人不寒而栗。
    ……公元1000年時的西方世界。一個野蠻的世界，饑荒遍地。貧弱人口的數量實在是太大了。人們幾乎是赤手空拳地掙扎著生存，成為難以征服的大自然和貧瘠土地的奴隸，這些土地的耕種質量很差。當農民播下一粒麥種，就算年景不是太差，也沒有人會期待收獲三粒以上的小麥，這意味著要到復活節才能吃上面包。那么，他必須要依靠可食用的草、樹根，以及可以從森林或河堤收集到的臨時湊合的食物來勉強維持生活，在餓著肚子的情況下，他還得進行繁重的夏季勞作，在等待收獲的時候，他已經累得虛弱不堪了……有時，當大暴雨浸泡了大地，并且妨礙了秋耕時，當暴風雨擊打并且毀壞了莊稼時，平常食物的短缺就變成了饑荒，因饑餓引起的死亡就會如大浪一樣襲來。為那個年代編寫歷史的人全都描寫過這樣的饑荒，沒有一定程度的食物，這樣的饑荒就不會停止。人們彼此追逐，為的是相互獵食，許多人割斷了他們同胞的喉嚨，為的是以人肉為食，就像餓狼一樣。
    發達國家是否會理解此類恐怖的景象？發達國家是否會重新陷入它的某些第三世界鄰居所處的這種恐怖狀態？甚至連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做一個最荒誕的夢都無從知曉答案。我們又確實知道，經濟學大師的目標就是教導我們如何避免掉進如此黑暗的深淵。
    令人吃驚的是，經濟學大師的許多理論仍然在傳播。他們每一個最睿智的理論在今天都有一個切實可行的點或者可復制之處。通過探究主流經濟學，并且提出問題：誰首先具有了這些洞察力，并且建立起這些持久的模型？本書要尋找這些大師的智慧。我們可以從大師那里得到教益。本書中某些當代的案例具有趣味性乃是有意為之。大衛·李嘉圖并沒有利用電影《蓋里甘的島》中的演員去解說“比較優勢論”。但是，這樣做并沒有冒犯他，只會對深奧理論框架的理解提供一些幫助，我希望如此。沒有必要把經濟學搞得那么枯燥無趣。為什么不能通過利用已故經濟學家去除他們自己背負的壞名聲，并且傳承他們的教誨，從而讓我們最后也嘲笑一下托馬斯·卡萊爾呢？相比而言，讓已故經濟學家的靈魂在他們的墳墓中笑得打滾，這比讓他們輾轉反側，并且失望于世人忘記了他們的著作，以及擔心我們會開歷史倒車返回到11世紀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