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以及廣州、北京、上海，乃至國內任何一個大中城市，保姆和月嫂的服務價格年年攀升，不僅超出了普通工薪階層的承受能力，而且甚至高于好多白領人士的薪酬。不少市民認為，保姆、月嫂“坐地起價”是非常不合理的，其理由在于，她們（保姆、月嫂通常由女性充任）能做的工作，都是雇主家女性成員可以履行的，并不像某些技術工種擁有一些稀缺技能，因而不應如后者那樣獲得溢價。
　　這個說法看上去也有點道理，但忽略了最重要一點，保姆、月嫂變得稀缺和高價，只因為現在的大中城市工薪階層實在是太忙了，沒有時間和精力處理家務，更別提照顧孩子。但你一定還是會問，為什么（憑什么）保姆、月嫂的薪酬要高于白領啊？這是否可以解釋為新的“腦體倒掛”？
　　解釋這組問題，需要介紹時代背景下，社會勞動分工的演進變化情況。1970年代至今的幾十年內，全球技術革命推動社會勞動分工發生了很多的變化，雇傭、工時、考核、薪酬制度體系有了大幅變化，勞動分工進一步精確細化，技能價值降低，產業布局不斷流向勞動力報價更低的區域或發展為高度分散的外包。這樣的變化，倒逼出現了兩個后果：一是如今的上班族將更多時間花在了上班、加班及與工作相關的社交上；二是造成許多上班族不得不將家務勞動社會化。
　　家務勞動社會化，許多具體的家務工作就可供價格評估，在保姆、月嫂離譜高薪現象的背后，如果我們認真推導，不難得出一個很可能會讓我們驚愕的結論：一直以來，我們都低估了媽媽（或妻子）因承擔家務而對家庭做出的貢獻，我們沒有給她們應有的支持、鼓勵和酬謝。
　　有意思的是，包括許多女權主義者在內，人們通常并不認為家庭婦女從事了生產性勞動——女權主義者將家務視為負擔，評估婦女是否得以解放和獨立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女性跟家務活兒的距離；而更多人潛意識中更將家務視為無償付出，然后將供職于正規工作單位的家庭成員（通常為男性）定義為養活了一家人的“主角”：男人在養老婆、養孩子。影視劇中，人們日常交談中，對于家庭婦女是否賢淑，幾乎有一種潛在的評價標準：無論她做家務多么辛苦，當她的丈夫下班回家后，就應該好好照顧丈夫以及其他家庭成員，而不是把家務活兒甩給男人。
　　曾先后履職于《紐約時報》和《財富》雜志等媒體并有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經歷的美國女作家安·克里滕登所著的《媽媽值多少錢？》一書，最近被引進到我國出版。安·克里滕登在此書中，對貶低女性勞動價值的世俗觀點說不，通過對美國等多個國家父母們的數百次采訪，輔以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學科的長期研究，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的驚人距離。《媽媽值多少錢？》書中指稱的問題，在我國也普遍存在，盡管我國從憲法到政府規章、社區和企業文化都確立了性別平等、尊重婦女的原則，但性別歧視仍然是困擾許多女性的嚴重社會現象；在社會福利政策、離婚訴訟中，母親、妻子等家庭婦女的價值和作用也沒有獲得足夠的尊重。
　　在美國、中國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性別歧視最突出體現在職場領域。女性起薪往往低于同等資質、年齡、學歷和能力考核水平的男性，有時還需承諾在規定年限內不得生子；即便許多女性經過更為艱辛投入的工作付出，獲得了提升，也將遇到更多阻礙，這時她們就需作出抉擇，要么推遲乃至取消生育計劃，要么犧牲提升機會乃至工作機會。為了生育并照顧孩子，許多婦女不得不辭職，回家做全職母親，這并不是因為她們工作能力不足或業績不良——安·克里滕登在《媽媽值多少錢？》書中引用杜邦化學公司內部調查結論指出，離職顧家的女性，都是績效考核最出色的職員。
　　在職場的無足輕重地位，直接影響了就業母親的收入，降低了她們在婚姻中的地位；那些回家專職從事家務的女性的境遇還要差得多。最具諷刺的一個事實是，美國上市公司業績排行榜前列的公司的高管，之所以能獲得出色的經營成績，與其中多數人擁有全職太太有關，但就是這些人，也有最高的離婚率，借助其律師，只將很少一部分家產分給在他們眼中從來沒有過什么貢獻的妻子。
　　如前述，人們特別是男人們，都將母親照看、教育孩子視為后者履行本職的無償勞動，但同樣還是這些人，又會強調人力資源培養的重要性。難道我們能從中推導出一個結論，人力資源培養的社會階段才是有償而重要的，家庭階段就是無償、不重要的嗎？實際上，芝加哥大學的加里·貝克爾提出過“新家庭經濟學”，指出，技術工人不是白來的，家庭是培養人力資本的生力軍，家庭對子女“技能、健康、學習、主動性、獲得各種‘文憑’和其他許多品質”的投資，甚至比上什么學校或接受那些專業訓練更為重要。
　　《媽媽值多少錢？》一書結語部分提出了“怎樣既把孩子養大又不讓女性吃虧”的多項建議，最核心的一條就是改變目前將生兒育女的婦女排除在經濟和社會參與之外的機制，正視并充分婦女扮演母親角色對家庭和社會的巨大意義。安·克里滕登提出的建議還包括，政府、行業和企業均應應當延長婦女的哺乳假期，由目前包括產假在內的短短三個月延長到單獨的一年期哺乳假；縮短工作時間或實行更為靈活的工時制度，保證女性雇員在家工作的同時，能夠兼顧照料其幼年子女；實行充分的同工同酬，消除工作場所對女性雇員的歧視；為體現對母親無償育兒工作的尊重，將這項工作納入國內生產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