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教育、職業教育旨在培養社會人的技能，而通識教育則有關道德、人格和智慧。通識教育，在美國被稱為“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日本叫做“教養教育”和“一般教育”。中國曾是世界上通識教育發育最早、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有效的教化成為了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支撐；而今的世界發達國家，也都很重視通識教育，認識到這種非功利性的教育體系內容對形成國民政治和文化認同、樹立主流價值觀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古代中國的通識教育，在明清乃至更早時間，眼界漸趨保守閉塞，內容體系嚴重僵化，讓統治者到平民的專業教育、職業教育水平滑落到很低的水平。而在1840年以來的近兩百年時間里，技術決定論和制度崇拜的長期流行，通識教育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變得可有可無。這種導向至今沒能得到太大的改變，一些通識教育課程也被加入了大量的實用知識內容，否則就不能幫助學生提高就業競爭力，某些以人文社科類學科、院系著稱的高校近年來經教改，甚至有發展成為較高層次的職業學院的傾向。
    而與之同時，人們又很驚心于社會道德的淪喪；大量丑惡事例的出現諷刺性的印證了，通識教育被邊緣化或被功利化馴化必然造就惡果。中國的通識教育怎么辦，實際上早在1941年，就被清華大學的老校長梅貽琦闡釋過，“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
    日本不僅有很長的通識教育歷史，也是亞洲各國中通識教育、職業教育雙雙率先現代化的國家。三聯書店“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新出的《教養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史》一書，有助于中國教育的決策者與參與者了解日本的通識教育發展基本情況，打破唯歐美經驗至上的誤區，找到一個政治、社會與文化背景更為接近的教育改革參照樣本。
    現代化的日本教養教育（通識教育）出現在明治維新前夜的幕府末期，各大名領地內紛紛興辦藩校、私學、村塾，既講授西洋知識和兵法，也傳授漢文經典和兵書。日本教養教育啟蒙者吉田松陰向弟子們講讀的典籍，既包括漢文經史子集以及日本史書，還有針砭時弊的政論著作、經濟著作，漢文儒學經典在數量上和分量上均占多數，讓當時的日本熱血青年堅定了義不容辭的救國使命。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府一方面積極重視實用性的職業教育，培養大量的科學、軍事人才，另一方面為免除西方思想沖擊日本社會、造成日本民眾不服從君主政體，便開始推行以神化天皇制為主的“德育”，由明治天皇下達《敕語》明確日本國民需遵守的“十二條德目”。自此，至二戰結束，日本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無分文理科，都需接受“修身”、“歷史”、“倫理、哲學”等人文課程的教育；大學文理科也均包含“漢文”課程，學生需熟讀《史記》、《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等儒學經典著作。
    日本投入二戰前，以舊制高校為中心舞臺的日本教養教育中，有兩種相對的理念始終并行，一是獻身國家的集體主義，二是逐漸形成的個人主義。被稱為“大正教養主義”（強調知識分子應獨善其身）的教育思想一度主導了教育第一線。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占領軍壓力下，重新構建了新的教育體系，建立起一套仿照美國而建的公民教育。這是一種政治與文化惰性的體現，日本新教育體系在清算神化天皇思維、去軍國主義理念的同時，改革操刀者并未重視日本的政治與文化特點，大量直接套用美國理念和做法。此外，由于美國占領日本強推改革不到數年，冷戰格局全面確立，日本被賦予協助美國遏制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使命，進而造成日本的戰后清算并不徹底，在教育領域內主持改革的主力軍，實際上就是日本戰前而留下的學歷精英，后者們并沒有西方民主主義批判體制特質的“一般教養”，仍然推行擁護體制的精英教育，這就使得日本戰后確立的教養教育，從理念到舉措各環節都充滿了錯位式矛盾。再加上二戰后產業革新的不斷推進，客觀上日本從中學到大學，學生們沒有那么多時間來學習專業課程之外的教養教育內容，逼迫日本的教育部門、大學、中學都優先安排對學生就業更有直接幫助的技術類、職業類課程。
    上段所述的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才引起日本政府和教育界的重視，日本開始從高等教育階段起重新開設教養教育的課程。到了1990年代，“小政府、大市場”為根本理念的日本政府改革，放寬了對高校及其他層次學校教養教育課程等的要求。又過數年，日本政府教育部門主持的教改，又回調成了對教養教育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