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面來看，薩拉熱窩的局勢非常復雜，但是身處其中就會發現，事實非常簡單：平民被困在城里，持槍者可以隨意向平民射擊。但是薩拉熱窩人有一點非常打動我，那就是即使情況再糟糕，他們還是相信薩拉熱窩能夠讓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和平共處。"——德米克
　　1992年4月，塞爾維亞人的軍隊包圍薩拉熱窩，波黑戰爭爆發。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被圍攻的這段時間，美國著名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在那里住了兩年，其間她的所有報道都是關于一條街：洛格維納街。根據這段經歷寫成的《洛格維納街：薩拉熱窩生死錄》（Logavina Street: Life and Death in a Sarajevo Neighborhood ）1996年出版。
　　薩拉熱窩被圍20周年之際，作者將此后重訪感受加入新書，并加入前言和后記，書名改為《被圍—戰火下的薩拉熱窩一條街道上的生活》，將在4月出版。

　　用一條街描寫戰時生活

　　1991年，南斯拉夫開始解體。6個共和國之一的“波黑”境內，穆斯林、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族人就波黑前途發生分歧：穆族和克族主張獨立，但遭塞族反對。1992年3月，波黑議會宣布波黑獨立，并獲歐美承認。塞族隨即宣布成立共和國，脫離波黑。此后，三族間爆發了3年半的戰爭，這也是二戰后歐洲爆發的規模最大的局部戰爭。
　　1994年1月，作為《費城詢問報》記者，德米克前往波黑首都薩拉熱窩，在此后的兩年里，德米克記錄了這座城市中洛格維納街上的人們在戰火中度過的歲月。
　　洛格維納街只有7個街區，住著240戶不同宗教和種族的人家，他們原本相處融洽，互相通婚，并以薩拉熱窩人為共同的身份認同。可是，戰爭粉碎了這里的安寧。
　　“從外面來看，薩拉熱窩的局勢非常復雜，但是身處其中就會發現，事實非常簡單：平民被困在城里，持槍者可以隨意向平民射擊。但是薩拉熱窩人有一點非常打動我，那就是即使情況再糟糕，他們還是相信薩拉熱窩能夠讓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和平共處。”重訪后的德米克說。
　　當年抵達薩拉熱窩后，德米克和編輯商量，找到一條街，描述街上的人們的生活。“當我們決定這樣做時，我就知道洛格維納街會成為這條街，因為它太美了。”德米克一家一家敲開街上居民的房門，和他們聊天喝咖啡。

　　“壞事總會發生”

　　德米克在街上最初認識的Jela和Zijo Dzino夫婦的房子里租了一間房間住下。Jela是天主教徒，而Zijo則是穆斯林。1956年，Zijo在去海濱度假時認識當招待的Jela，隨后兩人結婚，兩人家庭未因為宗教不同而反對。他們的房子不是街上最好的，但他們把房子刷成熱情洋溢的粉紅色。戰時，他們在花園里種洋蔥、甜菜、西葫蘆和豆子等蔬果，很大程度上幫他們度過了食物短缺的戰時階段。
　　相對Jela和Zijo，他們的女兒Alma則要“幸運”得多。1992年4月4日，Alma離開薩拉熱窩前往貝爾格萊德。兩周后，她在電視上看到了自家的房子墻上被炸開了一個大洞。然后，她又在新聞里看到父親躺在醫院里，全身只有腹部蓋了一條被單。
　　這樣的悲慘場面在德米克的書中比比皆是。1993年1月，一間釀酒廠爆炸，9歲的小男孩Berin在其父母葬禮上的新聞傳遍全球。當時，Berin一家人正在釀酒廠排隊打水。炸彈落下后，Berin和姐姐Delila躲過一劫。當他們找到父母后，Berin問姐姐：“爸媽還好吧？”Delila回答說：“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們已經死了嗎？爸爸的頭都沒有了。”
　　當德米克見到Delila時，這位10年都沒有抽煙的女孩，現在卻變成了老煙槍。
　　“我不會忘記，我也不能原諒，我無法度過這一關。我也不想老盯著這些往事。”Delila告訴德米克，她不想到薩拉熱窩徘徊，那會讓她感到難過，“壞事總會發生，孩子們至今還在尋找爸爸的部分遺體，至少我還知道我的爸媽遺體埋在哪兒。”

　　種族問題依舊嚴重

　　戰爭結束后，德米克在2007年和2011年兩次回到薩拉熱窩。“街道的入口處還是那座咖啡館，寺廟前面第一個拐角處的公園里盤踞的似乎是同一群暗褐色的狗。連商店里的音樂都是上世紀80年代的。我閉著眼睛都能到達洛格維納街的每個角落。”德米克說，Jela和Zijo所在的工廠都倒閉了，他們依靠在南非工作的女兒寄錢勉強度日。現在，波斯尼亞的薪金位列全歐洲倒數第一，失業率高達46%。
　　“一個美國官員告訴我，在波斯尼亞如果你想經商，最起碼需要50份文件。”德米克說，種族問題仍然存在，最能表現種族問題的地方還是在工作場所，“在如今的波斯尼亞，工作的分配是根據種族比例的。在政府、軍隊、警界等部門，通常是一個穆斯林、一個塞族人和一個克羅地亞人分享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