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個體化”》 作者：閻云翔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力與財富像所有父系等級社會一樣，由較年長的男性成員掌握，隨著他們在社會舞臺上漸漸退隱，傳遞給社群中的后繼成員。而今，由于中國眾所周知的經濟轉型，財富與權力的傳遞關系逐漸分離，財富不再按部就班地從上一輩傳給下一輩，年輕人可能通過自身努力或機會，在相對年輕的時候就積累了超過祖輩、父輩的財富。然而，若沒有與經濟地位相應的社會地位，問題就出現了。
　　閻云翔便試圖通過下岬村的變遷，揭示“日常生活中權力關系的變化”�！霸S多有能力的個人已找到了合適自己的致富之路”，獲得了足夠的財富積累之后，人們對傳統的權力角色“不再一味地畏懼與敬重，村民開始用挑剔的眼光觀察村干部的工作，很少有人還信任他們的領導”。村民以一種消極疏離的形式（“別管我”）表達自己對傳統社會關系的抗拒。這讓閻云翔認為，“‘別管我’的表述傳達著強烈的信息，即個人權利意識和個人權利的目的�！�…這一表述本身便象征村民獨立意識到發展和政治自信心的崛起”。
　　村落中的父系等級權威受到了挑戰，家庭中的權力結構也隨之受到不小沖擊，尤其是當已婚孩子已經獲得足夠的經濟能力，不再依靠大家庭分配財產的時候。因此，“僅僅是消費的渴望與購買力的增強，已經讓青年人產生了要和保守父母分開住的強烈動機……當無法再用父母權力掌控他們的孩子時，父母一代也寧愿讓孩子們離開老屋”。工業化與城市化將人們從土地上釋放了出來，“在下岬村，就像許多其他地區一樣，大部分土地是由老年村民耕作的，因為很多年輕人已經離開家鄉進城打工”。年輕人豐富了生活閱歷的同時，也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孩子們的婚姻來得更早，對自我獨立權利的訴求也來得更早。
　　如果說男性可以用分家的形式來挑戰他們的父系家庭，那么女性則以“獲得更多彩禮、將財產控制在她們手中、通過提前分家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家戶等”來實現她們在新家庭中的自主權。閻云翔引用了一位村民的俏皮話：“新社會里，兒媳婦一進門，父權被打倒。”這便是為什么“年輕女性能動性和個體性的發展對父權家庭是一個摧毀性打擊”的原因了。這種家庭自主性的發展，最后應該會在更高一級的社會層面上形成推動力。然而，作者同時也坦誠指出，“用某些個體的能動性和行為來代表個體—群體—國家關系的總體結構安排也是不對的，因為雖然個體行動可以改變某些人的生活機會或社會地位，但是它們改變不了整個結構”。
　　那么問題又回到我們身邊，個體化趨向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有何具體意義？這是可以依托的未來嗎？
　　閻云翔為我們展現了黑龍江一個村莊居民在三十多年時代面前發生的變化，力圖捕捉到在新經濟條件下，人們對舊傳統、舊結構的解脫；在獲得更多經濟自主性的同時，亦能獲得經濟之外的自主，能向著更加自由的方向發展。在書中，作者為彌補農村案例帶來的不足，增補了數年前關于麥當勞餐廳與城市消費主義興起的章節，以此來補充說明消費空間在象征層面上帶給人們的多元選擇。在“中國的個體化路徑”一節中，也再次綜述了中國社會在個人權利與自治道路上走過的歷程。
　　而所有這些用意是為了用中國個案回應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的模型。貝克認為，歐洲的個體化———“為自己而活，為自己而死”———有其基于經濟與政治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發展賦予了個人更多的自由；而在中國，與個人在經濟領域獲得的成就相比，其他方面，尤其是個人權利自主性方面，卻沒有同步的提高，“中國正形成一種獨特的新自由主義形態，其特征在于：經濟自由主義欣欣向榮，市場個體化茁壯成長，但政治自由主義和政治個體主義并未呈現出這種態勢”。閻云翔說，“從邏輯上講，缺乏政治自由主義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因為后者來源于前者，并以個人的自治和自然權利作為其理論推理的核心”，而中國個案表明，“一個社會卻可能在缺乏政治自由主義和古典個人主義的情況下經歷個體化，這是因為社會關系的重構可以由其他社會機制來執行”。
　　現在可以清晰地看到“貝克命題”與中國個案相異的焦點：貝克認為個體化是“過去三百年來隨著現代化的逐步實現而發生的。在此過程中，人們已普遍接受一個基本的自由主義觀念……天生享有一整套個人權利”，而包括閻云翔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在當前變遷中的中國社會可以有其他機制（如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不對等格局）來實現。
　　在貝克看來，個體化是一個自然、水到渠成的過程，而對于在自由等待中很有些焦慮的中國社會來說，三百年顯然過于漫長。于是，非常期待一些特殊的個案，能代表個體化進程在這個社會發展趨勢———某些個人或事件代表了個人權利的訴求，發出了個體的聲音———來證實這一過程正在不遠處招手。
　　然而，這是一個悖論：正因為“個體化”的過程，在中國社會恰恰缺乏三百年的積累，同時，人們的渴望又等待得太久，原本應該順利成章作為結果出現的現象或個人，反而作為原因的佐證被人們“發掘”，而這類證據又被渴望的期求在不經意間放大，甚至成為承載希望的象征符號。正是這種倒置的因果關系，構成了中國個體化研究的現實基礎。
　　閻云翔在最后也坦然承認，“中國的個體化是由國家掌控的，同時也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國家、古典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這些西歐個體化的前提”，但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又恰如其時地提供了高度流動的勞動力市場，靈活的職業選擇，上升到風險、親密和自我表達的文化，以及強調個人責任和自我依賴的世界。
　　那么，擺在研究者乃至當代中國社會實踐者面前的參與路徑，究竟是怎樣？是繼續期待由經濟成就帶來的對社會結構的沖擊，以“現象或個人”為嚆矢，還是盡快夯實、彌合這三百年文化、知識、社會觀念的鴻溝，推動全社會的整體意識，將成為“中國社會個體化”發展的關鍵策略。與其寄希望于某些個體或現象，不如將希望的種子撒向整個社會，待其在村落或都市的土壤、現實或網絡的根基上萌發，而今天的努力亦將在未來留下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