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公司的力量：決戰華爾街》出爐前，劉洪就已小有名氣。他的前兩本“力量”也很有力量，《公司的力量》、《公司的力量：中國篇》不僅是央視大型紀錄片《公司的力量》的藍本，也是2010年圖書市場的寵兒。
人常說，運籌帷幄才能決勝千里，劉洪的“力量三部曲”得益于他曾經的新華社駐美資深財經記者的身份，他親歷過中美政經高層關鍵節點精彩紛呈的交鋒，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IMF總裁卡恩、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中國首任世行副行長林毅夫、通用汽車董事長兼CEO瓦格納等政經大腕也曾是他的訪談對象，而許許多多來自華府的高端八卦，更使這本硬朗的財經書籍有了種活色生香的氣質。
《華夏時報》：在《公司的力量：決戰華爾街》中您認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為什么？
劉洪：我說的這場戰爭并非真正的刀兵相見，而是金融戰。因為對美國來說，對中國最大的擔心就來自金融方面。美國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國的金融市場還不發達。2008年，正是因為中國施行了一系列外匯管制措施，才躲過了全球金融危機。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金融業的開放也將加大，相對于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兩國之間的金融摩擦也會越來越大，因為目前美國是第一經濟大國，而中國是第二，從歷史上看，老二是非常難當的，既要被老大提防，還要被老三、老四羨慕和覬覦。
除此之外，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著多種矛盾和沖突，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同，美國對中國有著多種猜忌，未來中美之間雖不可能發生大的戰爭，但小的摩擦卻會越來越多，尤其在金融方面，美國會對中國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
過去幾年我們看見，在人民幣匯率方面，美國就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攻擊。在今年或明年，尤其今年是美國的大選之年，從以往的經驗看，美國政客必然會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來增加自己獲勝的籌碼，在人民幣匯率等美國自認為占理等問題上敲打中國。所以，中美之間爆發小的摩擦、沖突甚至貿易戰是完全可能的。
《華夏時報》：對于這場貿易戰的前景，您有什么預測？
劉洪：這場貿易戰的前景是可以預測的。我不相信陰謀論，中美之間的關系主要取決于兩國政治家之間的戰略智慧。我在采訪美國一些高端人物時，他們也表示，中美之間雖然看似有很多的貿易爭端，但這是兩個大國之間必然發生的，尤其是美國在中國的貿易數字這么大時。許多人也許想不到，美國和加拿大其實貿易摩擦是最大的。所以，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正說明中美貿易關系的緊密性，這種緊密性可能成為穩定中美關系的矛和盾，使兩國關系不至于失控。當然不排除某位政治家為了拉選票而劍走偏鋒，采取冒險措施，那將使金融戰貿易戰愈演愈烈，兩國關系也會受到很大傷害。
《華夏時報》：華爾街是中美金融戰的棋子，這枚棋子將在未來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如何應對才有勝算機會？
劉洪：中美金融戰肯定是從華爾街開始。美國對中國施壓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華爾街的金融企業會在中國擴張，以謀取利益，也給中國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和隱患，這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包括索羅斯對泰國等的金融集結戰就可以看出；第二層面是美國政府的政策重點在華盛頓，華爾街當然是稟承華盛頓意旨的，比如美國對人民幣一輪又一輪的攻擊，其實是更高層次的一種金融戰。
至于中國如何應對？硬碰硬肯定不行，因為目前中國還沒有這個實力，最聰明的舉動應該是合縱連橫。其實美國對中國的金融策略也是合縱連橫，比如美國希望借助IMF這種多邊國際組織對中國施壓。美國財長蓋特納曾說過，IMF應該發揮金融警察的作用，這也是IMF存在的意義�！都~約時報》也表示，美國現在已無法逼迫中國做事，所以就形成了對IMF的新依賴。
所以，對付美國的這種合縱連橫，中國也應該是合縱連橫。我們看到，在金融領域，目前中國和歐洲聯系緊密，包括習近平副主席對愛爾蘭的訪問，并表示中國愿意參與對歐元區的救助，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也曾做過類似表態。目前，中國和德國正進入“蜜月期”，英美媒體因此甚至推出了一個“中德國”概念。中國需要德國，德國也需要中國，老二和老四的關系影響的不只是雙邊關系，今天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這些金磚國家，也總是同一個聲音說話，因而更加擲地有聲，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上也有了更多的發言權。
另一方面，中國也更加擅用國際規則。WTO之后，中國總是被訴訟的一方，但最近幾年中國也發起了一些針對美國的訴訟，比如不久前美國在WTO下限制中國行動的一個訴訟，判決就是中國贏。所以如果我們上下用心，將士用命，而且我們總占著理，那就能規避西方的金融施壓；怕就怕我們自己的懈怠和折騰，那結果就會很糟糕。
《華夏時報》：在當前國際金融秩序的大改革中，西方國家給中國設置了哪些陷阱？
劉洪：這我舉一個例子，就是IMF的改革。IMF我采訪了多年，包括拉賈德、卡恩�，F在從表面來看，中國將成為IMF的第三大股東。這個結果出來后，許多人歡欣鼓舞，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大突破，但突破之后，我們其實應該警惕：為什么西方這么慷慨？
我認為，現在西方是忍痛給中國這樣新興的經濟體一點份額，為的是他們份額和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做，他們的份額雖然降低了，但他們的合法性卻增加了，這等于他們在IMF發號施令的權力增強了。因為IMF在未來世界經濟體系中將扮演一個中心角色。從目前的份額看，美國在IMF的份額超過了45%，歐盟如果算做整體，份額超過美國，而IMF奉行的是85%一致性原則，也就是美國和歐盟擁有否決權，而中國則沒有。中國在IMF的地位實際上還不如在聯合國安理會，因為中國在安理會還擁有否決權，在IMF則要更多地聽從于西方的意愿。所以，西方國家給中國的，既是機會也是陷阱。
《華夏時報》：您曾親歷中美政經高層交鋒的許多現場，其中有哪些難忘的故事？
劉洪：難忘的事情其實很多，我說一件事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金融海嘯吞滅華爾街，當時王岐山副總理正在美國出席中美商貿聯委會的一個會談，其間不乏交鋒和博弈。在談到美國總要求中國金融開放，告訴中國應該怎樣怎樣，但美國這一套卻在金融海嘯中被證明失敗時，王岐山不無諷刺地說，過去美國是老師，中國是學生，中國的金融制度都是跟美國學的，以后老師還要在這些問題上教導學生時，學生也得考慮考慮了。
《華夏時報》：您曾是一名奔走阿富汗、中東地區的“戰地記者”，然后又華麗變身為游走于中美政經高層的財經記者，
這其中有什么秘籍嗎？
劉洪：沒什么秘籍，因為我大學學的就是經濟。去中東包括去阿富汗、耶路撒冷，都是剛工作時年輕人懷抱激情，渴望冒險的結果。去這些地方當了多年“戰地記者”后，我感覺學的專業也不能廢棄，所以有機會去美國華盛頓常駐就去了。做記者只要是勤奮，做什么記者都差不多。
《華夏時報》：什么原因促使您寫了這本書？是否受了《貨幣戰爭》等書的影響？
劉洪：完全不是，《貨幣戰爭》我只看過部分章節。我寫這本書主要是從自己的親歷、采訪和經驗出發，更多的是自己觀察到的事情和自己親歷的故事，從細節上描述中美關系，包括金融危機中世界格局的變化和震蕩，這和那種總結歷史類的書籍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其實，有關金融危機的書近些年也出了很多種，但它們的原始資料多是西方的，對中國讀者來說貼近性并不很強。我因為曾在美國工作，很多寫作素材都是第一手材料，然后從中國國情的角度去寫，應該有更強的貼近性，更符合中國讀者的口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