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囂張的特權》 作者：巴里·埃森格林 出版：中信出版社

　　學習國際金融的學生或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研究國際金融的大家都有深厚的歷史功底。當你讀到金德爾伯格的《西歐金融史》時，一定已經為作者的博學所震撼；你可能也曾聽說過，克魯格曼上大學時學的就是歷史；或許，你手中正拿著羅高夫和萊茵哈特合著的《這一次不一樣：過去800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史》。
　　其實，在研究國際金融的學者中，對歷史研究一直用功最勤的，當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埃森格林教授。埃森格林已經出版了幾本在國際金融史方面影響甚廣的著作，比如分析國際金本位制的《黃金的鐐銬：金本位和大蕭條，1919-1939》，以及概述國際金融歷史演變的《資本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系》。最近，埃森格林教授又出版了其新作《囂張的特權》。這本書在他等身著作中，可以稱得上是可讀性最強、最具啟發性的一本。
　　對中國的讀者來說，看到美元興衰這一主題，幾乎不由自主地就會想到當前熱議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從美元的國際化，我們能學到哪些經驗呢？埃森格林教授的一些新穎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步伐，遠比我們大部分人想象的更快；第二，美元國際化的背后，有政府強力推動的力量。
　　大部分人認為，在一國變成大國和一國貨幣變成國際貨幣之間存在“時滯”。比如，一般人認為，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才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而美國的國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埃森格林指出，美元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國際貨幣。在貨幣競爭的過程中，美元可謂后來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盡管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在國際貨幣排序中，美元的排位不僅落后于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瑞士法郎和荷蘭盾，甚至連意大利里拉、比利時法郎和奧地利先令都排在美元前面。到20世紀20年代，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份額已經超過英鎊，大量的資金從美國流向歐洲。到1924年，在各國的官方外匯儲備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英鎊。遺憾的是，隨后爆發的1929-1933年大蕭條導致美元國際化進程突然中斷，這一耽誤就是20多年。埃森格林據此預言，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或許會超過人們的預測。而且不僅是人民幣，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如印度的盧比和巴西的雷亞爾，最終也會登上國際舞臺。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種國際貨幣共存的世界。
　　大部分人認為，哪一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是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沒有依靠國家的政策扶植實現貨幣國際化的。德國和日本曾經想推動本國貨幣國際化，但最終都鎩羽而歸。埃森格林談到，美元之所以在短期內能迅速實現國際化，是因為背后有美聯儲的強力支持。美元在19世紀末的時候，之所以難以躋身國際貨幣之列，主要是因為其缺乏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可靠而開放的金融市場　。事實上，那時候美國連中央銀行都沒有。由于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央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共發生過14次金融危機，其中又以1907年的經濟危機最嚴重。當時，金融體系搖搖欲墜，但政府卻束手無策，最后靠金融巨頭摩根將華爾街的頭面人物關在自己的書房里，在逼迫他們承諾為金融機構提供支持后，才開門放人，這才使美國躲過一劫。1907年之后，建立一個央行的想法開始逐漸醞釀，歷經磨難之后，美聯儲在1913年正式成立。1913年之后，美元國際化的步伐明顯提速。
　　埃森格林認為，美元在國際化過程中邁出的最重要一步，是銀行愿意在交易時接受以美元計價的商業承兌匯票。但如果只靠美國的商業銀行，它們還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美元承兌匯票市場，市場的發育需要培育投資者。若不解決投資者的問題，美元承兌匯票業務就難以發展壯大。在這一問題的解決上，依賴的是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強力支持。因此，埃森格林講到，美元的國際化依靠的不是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而是“強有力的手”。在斯特朗的要求下，美聯儲要求聯儲系統各地區分行購買承兌匯票。儲備銀行購買承兌匯票可以穩定和降低貼現率，因此促進了市場的發育。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的所有進出口貿易中，已經有一半以上是通過銀行承兌匯票用美元結算。
　　對這本書感興趣的讀者，恐怕大部分對人民幣匯率的話題也感興趣。尤其是很多人談到。當年《廣場協議》簽署，美國逼迫日元升值，最后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盡管這一觀點非常流行，但遺憾的是，它是錯誤的。曾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和曾任日本大藏省財務次官的行天豐雄都是國際貨幣談判的親歷者。他們在《時運變遷》一書中回顧了《廣場協議》。根據沃爾克的說法，當時讓美國人很吃驚的是，日本自己提出的日元升值幅度，比美國人想要的更大。原因是，日本害怕如果日元升值的幅度達不到美國的要求，美國就會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進入長時期的停滯和衰退，主要是因為其貨幣政策的失誤，而不是因為匯率政策。
　　話說回來，回顧整個“二戰”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美國始終起著主導作用。在圍繞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談判中，美國的懷特計劃戰勝了英國的凱恩斯計劃。決定最終誰是贏家的標準不是智力，更不是口才，而是背后的國力較量。在之后的一系列國際貨幣談判中，美國的所作所為更是讓世界各國目瞪口呆。比如，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突然單方面宣布關閉“黃金窗口”，美元不再和黃金掛鉤。當時美國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說過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但問題是你們的。”
　　埃森格林在《囂張的特權》中，生動地描述了“二戰”以來國際貨幣舞臺上發生的重要事件。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經說：“經濟學家唯一的樣本是歷史。”我們只有了解了過去的歷史，才會對未來有更深刻的洞察。
　　有個關于經濟學家的笑話是：一個經濟學家在路燈下找自己的鑰匙，一個路人過來幫忙，他問經濟學家：“你的鑰匙到底掉在哪里？”經濟學家說：“在地下室里。”路人問：“那你為什么要在路燈下找鑰匙呢？”經濟學家說：“因為這里才有亮光。”經濟學家還在教科書的路燈下找鑰匙。歡迎翻開《囂張的特權》，我們將跟著埃森格林的導游，到國際金融的地下室里看個究竟。
　　在國際金融的地下室里，你可能找不到陰謀論的血衣，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巨大的秘密：貨幣即政治。從表面上看，貨幣無非是一種設計精巧的經濟工具，但在歷史的火炬照射下，你就會看到，貨幣問題的背后，是政治利益的博弈。國際金融給一個國家帶來的，不僅僅是更自由、充裕的資金流動，更豐厚、眾多的投資利潤，它會給一國經濟銬上金色的鎖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