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吳修銘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這本書是個大膽嘗試。從亞歷山大·貝爾到史蒂夫·喬布斯，從貝爾實驗室到蘋果公司，信息產業的蓬勃發展促成了信息技術革命，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深刻的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貌。人們，尤其是而今的蘋果、Facebook、Twitter、Google粉絲們樂意謳歌這個變化、革命的歷程，經濟學家和創新研究者也當仁不讓的將信息產業視為開放定律發揮作用最典型的案例——只有開放才能促成更廣更兇猛的創新，進而為產業、消費者創新，帶來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
    《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卻通過對貝爾實驗室以來整個信息產業的發展史梳理，指出上述認識純屬誤會。這本書的作者、美國知名科學與技術領袖、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強調，信息產業一直以來，就在開放和封閉之間來回擺動，前者代表著開放的理想社會形態（電話、無線電、互聯網和電影技術等新技術創建者的夢想），后者則代表著完善的封閉系統（新技術被企業家竊取并用封閉的產品套裝，輔以政府政策許可乃至保護的壟斷體制，在為消費者帶來應用便利的同時，著眼于消滅可能對其造成利益損害的創新）。
    信息產業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由開放式創新，逐漸走向封閉式生意，再由新的開放式創新顛覆舊有技術應用，然后興起新一輪封閉式生意，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每一項信息新技術，總是首先以某個（些）技術狂熱分子的興趣成長為別的某個（些）人的產業，從七拼八湊的新奇小玩意兒演化為有模有樣的絕妙新產品，從自由使用的公共渠道變成嚴密控制、垂直整合的企業（單個企業或者同業聯盟）利器——從這個意義上看，“生來就是為了改變世界”、已神化的創新符號史蒂夫·喬布斯，其所采取的發展策略，與一個世紀前貝爾公司（AT&T公司）別無二致，封閉設計、封閉系統、拒絕共享，以封閉獲取技術和產品的最大化利潤；喬布斯的對立面，是沿襲開放理念的Google。Google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與史蒂夫·喬布斯最早的合作伙伴沃茲尼亞克的理念一致，認為開放的互聯網時代，無需進行大規模的企業聯合、封閉的企業技術開發和運用。可以說，奇虎360和騰訊的爭執，不過是兩種理念和模式之爭在中國的投影。
    信息技術每隔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就會出現一種革命性創新，包括電報、電話、廣播、電影、電視、互聯網。這些新技術一經問世，就會讓人們開始夢想更好的社會的到來，過去十幾年以來，我們對互聯網的贊美和期待，只不過是在重復一代又一代先輩在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等新技術問世及推廣時做過的評價。比如，在無線電廣播發展早期，人們就相信通過無線電波可以使社會得以更緊密的聯系，每個人將脫離自己卑劣的、無法公之于眾的劣根性，變得崇高而正直，人類也將因此更為相親相愛，溝通阻礙解決了，糾紛、戰爭的根源就不存在了。又如，有線電視推廣過程中，就有許多專家堅稱，這將醫治美國國家的政治疾患（如根深蒂固的金錢政治傳統），進一步促進言論自由。
    然而，每種新技術都會存在問題，首先是技術缺陷，比如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安全問題，新技術的發明者無力獨自解決；其次則是大規模商業應用的成本和收益考量，發明家、創新者往往未必是好的企業家，不能帶給消費者低廉的技術服務套餐；第三，發明家、創新者多為技術精英，很難兼具熟諳消費行為學、心理學，完美主義導向的發明創新基本不能帶來優質體驗。一旦新技術可能帶給老技術的威脅、以及新技術及其應用中的問題，被老技術應用領域的壟斷企業所認識，發明家、創新者的悲劇就來臨了，壟斷企業會設法攫取新技術奧秘，充分運用資本優勢、政府背景取得政策保護，通過對新技術的改良，以壟斷方式為用戶提供一個更有序、更高效的系統（產品）。由此，壟斷企業完成了自身的華麗轉身，建構了技術導向、價值模型、盈利方式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新壟斷機構，它們會設法強調壟斷的必要性、（充分自由）競爭的缺陷——一個世紀前，AT&T公司領導人西奧多·韋爾聲望就猶如后來的杰克·韋爾奇、史蒂夫·喬布斯，他所說，以及他所做的，就是千方百計通過集中管理、垂直整合排斥競爭，并讓這種體制為公眾謀求最大福利。的確，這種升級后的產品（系統）因為被植入了更完善的引擎，因而可以帶來更穩定、更有保障甚至更多新奇可能的服務，但企業借此控制了整個產業和消費者。
    《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第一部分介紹了新發明是如何醞釀出20世紀初期的信息產業的，這一階段的偉大發明包括電話、無線電和電影。如前述，從這些發明提出、初期商用實踐，到穩定應用，逐步形成了美國政策保護下的各家壟斷巨頭：獨霸電報與電話領域的貝爾公司（AT&T），統治著無線電廣播業與“新媒體”電視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牢牢鉗制著電影產業從制作班子到最后上映各項事務的好萊塢。
    盡管自然壟斷并經政府政策確認壟斷地位的企業，可以為當時的消費者帶來優質便利的服務，本身也在積極探索技術創新，但為了確保舊有技術取得充分利益，往往設法阻斷新技術的應用。書中第二部分就提到了，貝爾實驗室曾在1930年代就掌握了電話答錄機、光纖、移動電話、數字用戶環路、傳真機、揚聲電話等不計其數的發明，但AT&T公司不惜將這些新技術雪藏了幾十年。同樣，為防止電視機沖擊無線電廣播生意，美國無線電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曾對該項技術采取了多年的狙擊，迫使新技術發明者長期找不到投資者，大大拖延了電視技術及產業的發展。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曾經迫使AT&T這樣的信息產業巨頭被解除政策保護壟斷優勢，這是對1970-1990年代信息產業巨變的一種總體描繪。令人啼笑皆非的是，AT&T的倒下，與1970年代美國媒體與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齟齬有關，后者因為不滿前者長期炒作自己的政治丑聞（越戰和水門事件），而著意撤銷強加在有線電視產業之上的封鎖性管指令。盡管AT&T被拆分，導致了電話等經營領域價格水平的提升、服務水平的下降，卻重新提供了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的文化、資本、產業基礎，造就了此后幾十年信息產業日新月異的創新浪潮，美國乃至全世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商業和文化繁榮。
    如同《終結者2》中機器殺手自動完成碎裂部分重組一樣，集中管理和垂直整合從來就意味著更高的效率及利潤，這個誘因導致兩次大規模的封閉重新襲來，第一輪體現為AT&T公司的原地重生，以及廣播公司與好萊塢電影公司用全新的企業類型（聯合大企業）完成重組加強；第二輪則是互聯網領域，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封閉新帝國的形成。《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一書認為，如果以AT&T公司、好萊塢和蘋果公司為代表的集中管理的企業取得勝利，信息產業的未來將是21世紀的技術同20世紀整合的企業形態的結合；反之，如果是Google公司及其領導下的互聯網企業松散聯盟取得勝利，企業形態乃至社會狀態將有發生更多更大轉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