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慶

　　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階段，把握好了，我們會繼續發展，如果政策出現錯誤，越南、印度等國家就會替代我們現在的位置，那樣我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徐滇慶，著名經濟學家，被譽為“中國民營銀行之父”，2003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著有《國際貿易稅制與經濟改革策略》、《政府與經濟發展》、《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書。
　　奔走于加拿大與中國之間，徐滇慶先生行色匆匆，作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終身教授，這一次回北京是為了他的新書《看懂中國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這是一個太敏感的話題，今年以來，學界對此發出了太多激烈的聲音：80%的人應該漲工資、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中國應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們不能再做世界工廠……
　　然而，口號真能代替理性分析嗎？
　　沒有一個國家想做世界工廠，但不做世界工廠的代價，誰評估過？扔掉世界工廠的帽子，我們就能自動晉升為世界OFFICE？
　　在這些血性而豪邁的聲音中，充滿了對經濟學基本概念的誤解，甚至連什么是劉易斯拐點都還沒搞清楚，學者們便大聲疾呼、人云亦云，更令人擔憂的是，其中又摻雜了太多民粹的聲音，不充足的理性與過分的濫情互相激蕩，令“漲工資”的聲音儼然成了人間正道。
　　然而，誰來漲工資？靠政府操作，怎么惠及普通人？就算城市人口工資上漲了，農村人口怎么辦？漲工資后，勞動力價格提升，中國制造將面臨怎樣沉重的打擊？高端出口沒能力，低端產業再自毀長城，靠什么來漲工資？這種拆屋燒柴式的思路，為何能沖破我們的理性？
　　“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階段，把握好了，我們會繼續發展，如果政策出現錯誤，越南、印度等國家就會替代我們現在的位置，那樣我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徐滇慶先生其言殷殷。
　　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使我們免于災難，只有審慎與思考，才能把握未來。但愿，明天我們不會因今天而懊悔，不會無法面對徐滇慶先生的這本書。

　　貧富差距為何拉大
　　貧富差距拉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目前我們的基尼指數已高居亞洲第三，但我們要非常冷靜地找到它的根源。
　　貧富差距源于三個方面，即生產、分配和再分配。在生產層面，應鼓勵公平競爭，反對壟斷，在分配層面，要靠稅收來調節，在再分配層面，即慈善，要有錢多出，沒錢少出，實在不行，不僅不出，社會還要拉你一把。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三個方面如果把握好了，基尼指數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低。現在問題是在生產環節，壟斷行為大量存在，資源壟斷型企業太多，沒能實現公平競爭，在分配層面，我們的稅制有問題。
　　在發達國家，個稅占整體稅收的40%至60%，中國是6.8%，而國外企業稅占整體稅收30%左右，我們是75%。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企業稅容易收，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企業老總與清潔工稅負一樣，稅收起不到調節收入的作用。如果減少企業稅收，變成工資發下來，政府再收個稅，這樣，收入高的人只好多繳稅，這就很好地起到杠桿作用。就像國外一樣，乍一看工資很高，可其中20至30%都交稅了。對普通人來說，并沒有加大負擔。
　　中國稅制應像國外那樣，企業稅占30%至40%，個稅占25%至35%。房產稅占25%至35%，以此抑制貧富差距。

　　漲工資不靠譜
　　今天很多人談到要提高工資，理由是勞動報酬在GDP中比例逐年下降，這其實是計算錯誤造成的。
　　2004年，工資占GDP比例從46%下滑到40%，可檢討這一年，什么也沒發生，可為什么滑坡這么厲害呢？因為工商局統計方式改變了，個體經濟不再計算勞動報酬，一些私企為了逃稅，人為做高員工工資成本，可這一改變，意味著9400萬個體經營者沒有工資，那么工資占GDP的比例能不下降嗎？這不過是統計部門沒能及時調整計算方式而已，而這個誤會又被媒體放大了。
　　就我們測算，過去10年中，中國勞動力工資上漲速度與GDP基本保持同步。
　　喊漲工資容易，可誰來漲？靠政府嗎？政府能覆蓋多少人？對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政府怎么給他們漲工資？這樣不僅不能減少貧富差距，還會拉大貧富差距。

　　劉易斯拐點還是蔡拐點
　　要縮小貧富差距，漲工資是歧路，從公平的角度看，有錢應先幫助最窮的人。不要忘了，我們中西部地區還有1至2億農村剩余勞動力。
　　國外發達國家平均農村人口為5%至8%，美國是0.8%，日本是2%，加拿大是2.4%，我們是38%，不要過高估計我們在勞動力轉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中國農村只需要8000萬勞動力，至少1.4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出。如果工資漲上去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就減少了。
　　學者蔡先生多次提到劉易斯拐點，我說那不是劉易斯拐點，是蔡  拐點。因為他把定義搞錯了，剩余勞動力的含義是邊際勞動產出為零，也就是說這1.4億人留在農村無法創造價值，與他們的年齡無關，與他們是否愿意出門打工無關。剩余勞動力轉出并不等于是讓他們去深圳，他們也可以在本地轉移勞動力。
　　蔡先生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和劉易斯拐點沒什么關系。

　　中國要警惕競爭對手
　　我去印度開學術研討會，一名印度學者咬牙切齒地說，中國2009年新增就業機會1100萬，可我們還不到50萬，我氣得要吐血了，訂單都被中國人搶走了。
　　要看到，中國新增就業機會來之不易，很多國家都在爭，1980年，中國所有經濟指標都落后于印度，30年后，中國的GDP是印度的2.2倍，鋼鐵產量是印度的6倍，人均收入是印度的2.2倍，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3至5倍。
　　印度高科技確實很好，證券、軟件、生物制藥、銀行等好于中國，但問題是印度是在用有限資源來發展高科技，怎么可能競爭過發達國家呢？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將數億無組織的農民變成了有紀律、懂技術的產業工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而今天印度絕大多數人仍然是無組織的農民。
　　成為世界工廠，這是資源條件決定的，不是誰拍腦袋就能決定。二戰后，美國是世界工廠，以后日本是世界工廠，以后轉到亞洲四小龍，后來轉到中國，每個階段都是20年左右，中國已經當了30年世界工廠，剩余勞動力少了，早晚要將接力棒交給下一個人口大國，但這個接力棒，我們應先從沿海地區交給中西部地區，如果現在就交出去，內地1億多剩余勞動力怎么辦？
　　我在印度時說，印度要追上中國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印度不犯錯，二是中國犯錯。但愿我們能不犯錯誤，把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了，再去幫助別人。

　　誰會讓我們犯錯誤
　　讓我們犯錯誤的力量，來自多方面。
　　首先，是既得利益集團，我們許多舉措推而不動，因為保持現狀對既得利益集團最有利，給他們提供了腐敗機會。
　　第二，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定義是迎合小市民眼前利益，無視國家民族長期發展，民粹主義的特點是不會長久，它不停地更換包裝，它沒有綱領、領袖和長遠目標，好處拿到了，它就暫時消失了。在經濟領域中，“漲工資”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呼聲。民粹主義無法消滅，必須長期警惕。但有些情況不能看成是民粹，比如爭取合法權益，這是正當的行為。民粹主義表面上看充滿正義感，但實際上從民粹主義到福利主義，再到國家負債，最終走向戰亂，民粹會傷害我們每個人的長期利益。
　　再有就是不規范的管理，比如限購，以家庭為單位，如果這是經濟學家制定的政策，我就要問你的老師是誰？你學過經濟學沒有？經濟學是沒有家庭概念的，只承認自然人和法人。家庭是自然人的組合，如果以家庭為限購單位，那么就助長了假離婚的行為，一個政策影響了家庭的穩定性，破壞了我們社會的道德基礎，豈不荒唐？

　　我們要對得起歷史
　　貧富差距拉大，關鍵要把握生產、分配、再分配三個環節。中國基尼指數攀升，但我們社會保持了相對穩定，因為中國是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均衡，在同地區內，基尼指數尚在安全可控范圍內，一般在0.3至0.35之間。對貧富差距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迷信教條。
　　我的這本書中，許多觀點和流行說法不一致，今天大家都喊漲工資，這會加速貨幣流入民間，目前個人存款正快速攀升，一旦流通過剩，可能導致惡性通脹，受損失的將是低收入人群，則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中國經濟如果能不犯錯誤，再有10至20年，我們就站住了，就對得起歷史，對得起后人，如果發生了通脹，出現金融危機，我們將承受極大的損失。對于未來，我保持審慎的樂觀，很多舉措暫時推不動，但總會逐步解決，比如取消農業稅，爭論了那么長時間，最終不也解決了嗎？
　　我們有決策失誤，但一直在改善，所以我們要堅信改革的路徑，因為其他的路徑成本更高，拖延時間更長。
　　金融危機后，西方也在檢討，但很多問題學界也找不到解決方案，中國的問題雖然也很多，可大家還能看到解決方案，所以我們應堅守中庸之道，不滿意要講出來，但也要承認我們在一步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