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公司的王道》做調研期間，我曾多次訪問過中國，特別是北京、上海、香港和蘇州工業園區（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合作項目，令人印象深刻的制造業園區）。我知道，對于遼闊的、具有區域多樣性的中國而言，這些大城市并不代表一切，但對中國商界領袖的采訪，以及和中國管理人員召開的研討會，讓我看到了一幅未來的畫卷。本書中談到了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美國IBM公司和寶潔公司，法國廣告巨頭陽獅集團，以及日本歐姆龍，它們都在中國設有重要的基地；除了采訪這些公司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之外，我還 有幸會見了一些進入了世界舞臺的中國公司的領導者。
　　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才華、能力，以及對卓越的渴望令我印象深刻。21世紀最明顯變化之一，是戰略原則和管理知識在各群體和各國之間的傳播方式。當然國家擁有主權，并且會維護本國的利益；我也知道自主創新是中國政府官員的既定目標，但是企業必須跟很多不同地方的文化相連（就像我不得不適應各地不同口味的北京烤鴨：在波士頓沒有湯，在香港是清湯，在北京是骨頭湯）。企業可以借用好的創意，無論這些創意來自哪里；企業最終也會在運作方式上擁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變得不那么獨具美國、法國、日本，或中國風味。
　　有時候，這種融合是緊密伙伴關系帶來的自然結果。我曾在新加坡結識過IBM的一位管理人員，當聯想公司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部門后，她也進入了聯想。她認為這兩家公司之間的相似處多于不同點，部分可能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數年之久的伙伴關系。當然聯想也有一些特點，比如它對資深員工十分尊重，讓人覺得它可能比實際上更具中國風味。但這位新加坡人認為，聯想正在趨向一種新的企業文化：授權給員工和重視全球品牌的建設。這是不是因為在全球信息化時代，人們對運作公司的最佳方式有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呢？我曾在香港最優秀企業頒獎典禮上發言；就在香港，我發現中國公司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國內市場和跨國公司的附屬機構上，而是開始尋求理解和符合國際標準，這樣它們就能在任何地方都出色地運作業務了。
　　現在讓我們切入主題。本書講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地方，全球大公司，以及那些抱負遠大的國內公司，都擁有一個超越一切的共同因素，即強烈的宗旨和價值觀。這些公司在一系列原則的支撐下，圍繞這一核心目的建立經營策略。強調宗旨和價值觀有助于激勵員工；當然員工希望有良好的職業生涯和收入，但他們也想感受到他們的工作改善了周圍的社區，他們希望為他們的公司感到自豪，希望公司在社區中獲得尊重。這種對宗旨和價值觀的強調也有助于鞏固商業生態系統大家庭中的伙伴關系，有助于引導企業的經營決策，避免不審慎的短期機會主義風險。事實上，你可以把價值觀稱作是優秀的風險管理系統。當今公眾正在越來越多地要求企業進行一些“事后清理工作”，并為救災和改善社區生活做出貢獻，而宗旨和價值觀可以引導指公司與公眾保持良好的關系。
　　如果公司做了上述這些事情，政府也會對它們更加滿意。當公司以這種方式經營時，它們是否懸掛著國旗也就不重要了。公司成為了良好的公民，一方面它們獲取利潤，為業主和股東帶來回報，另一方面它們也為社會創造了價值。
　　在新的21世紀，這種包含著雙贏、良性循環、創新、利潤、增長和社會利益的商業模式已經變得日益重要，而且它會越來越多地影響未來。信息飛快地流動，社交網絡跑在了任何利用它們的企圖的前面，資本跨越國界，本地消費者要求獲得世界級的產品和服務，年輕人表現出理想主義色彩，而包括我們在內的公眾 ，也 希望在家就能享有質量越來越高的生活。依照宗旨和價值觀來運作的公司在戰略上是精明的，因為 他們看到了在改善生活質量，變得更加具有可持續性中的大好商機。
　　在本書中，我談到IBM大中華區前董事長周偉焜如何在華盛頓向政治家們伸出友誼之手，尋求中美可以一起合作的項目，比如環境質量項目。在本書出版后，周偉焜已成為哈佛大學高級領導力的研究員（我領導的一個研究），他創建的一個項目是關于為傳統中醫藥改善健康的效果添加證據基礎。本著同樣的友誼和交流的精神，我也向中國商界領袖伸出了友誼之手 ，并提供以哈佛大學教授的知識和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