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經濟學》這本書界定的研究對象，是1670年—1730年間橫行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盜。弄清這一點很重要，否則有人因為看了《加勒比海盜》系列電影生出沖動，讀完此書又進一步堅定了信念，當真跑去滿世界找海盜，哭著喊著要加入其中，那就壞了。
    海盜題材的小說和電影，往往不僅刻畫出羅賓漢式懲惡揚善、劫富濟貧的海盜領袖，而且還將海盜群體說成是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手足之情一類的浪漫理想而選擇“登上賊船”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和歐洲國家的案卷資料都顯示，海盜“懲惡揚善、劫富濟貧”之說極不確切。前述那個海盜黃金歲月里，無論在歐洲各國，還是非洲、美洲各殖民地，從平民到商人都對海盜切齒痛恨，沒有誰像今天的電影粉絲那樣對海盜給予同情和理解。
    《海盜經濟學》一書的作者彼得·里森也指出，在海盜船上，人們確實能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權力并且更加團結，但這都不過是他們用以保證犯罪幫派協作效率的手段方式而已。《海盜經濟學》一書剖析歸納的這方面手段方式，都服務于海盜群體的犯罪目的，他們并不創造任何財富惠及社會，而是對其他人的財富敲骨吸髓。簡而言之，沒必要追捧、膜拜海盜。
    但黃金時期的海盜群體（團伙）仍然值得研究，在當時歐洲多個海軍強國的圍剿下，在商船普遍裝備大口徑火炮等對抗武器的前提下，這伙人仍然長期為患海域——不能不說，那個時期的海盜，表現出了比歐洲海軍、殖民地武裝力量、商船企業更高的靈活性和效率，甚至出現了商船遇到海盜普遍放棄抵抗、被俘船員爭相恐后表態加入海盜的普遍情況。《海盜經濟學》這本書就是試圖以經濟學方法，基于翔實的史料，追尋上述反常背后的奧秘。
    書作者彼得·里森，今年才32歲，卻在30歲時就已成為了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這位學術上頗有建樹的年輕人指出，如果將海盜營生看成是門生意，海盜個體和群體都完全適合以經濟學思維方式的三大假設來解釋，即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會受激勵驅使。這三大假設集合在一起，產生了海盜團伙運作體系的幾項核心特性：海盜比任何近現代國家都更早的采用了民主產生領導人，善于達成團伙行動、利益分配等環節上集權與分權制衡的統一，海盜領袖濫權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合法政治、經濟組織領導人；自行搭建了運作有效的內部公共秩序并確保規則被成員所遵守；領先歐美國家解放黑人和婦女、破除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實現同工同酬和勞動保障。
    前面已經說了，海盜是個犯罪幫派、團伙，其中的成員根本不遵守國家法律，草菅人命更是家常便飯，但就是這樣，他們內部也需要建構一套公共秩序、重新推行一套有利于安全和高效打劫的規則，讓海盜個體成員都不必把注意力放在警惕團伙之上。否則，一群心懷鬼胎、找準機會就對同伙下手的海盜，怎么可能在追逐利潤的聯手冒險之旅中壓倒商船，并成功從各國海軍的圍剿中逃脫？有意思的是，海盜內部推行的公共秩序，在防止個體行為的負外部性方面，成效遠高于合法政治和經濟組織，譬如，嗜酒如命的一些海盜若晚上還要飲酒，只能去甲板而不能進艙干擾其他人休息，而海盜煙鬼決計不會在船上的禁煙區（如彈藥庫）吸煙。
    海盜為提高打劫效率，采用了大量類似于現代工商企業的策略，這些策略背后，也同樣反映出他們對經濟學原則的遵從。首先，他們通過掛上合法商船所用旗幟、在甲板上堆放貨物等手段，迷惑海上正常航行的商船等船只，以期悄然接近目標，后者等到發現海盜船真實面目時已難以逃脫。
    其次，海盜為求打劫效果最大化，必須設法增強對商船的威懾效力，使其相信抵抗必然導致屠殺、投降可以保命兩種選擇帶來的后果，為此，海盜船上懸掛黑色骷髏旗、“快樂羅杰”旗幟，并堅持按預先承諾處置抵抗失敗或投降的俘虜。再加上海盜團伙有意定期向報紙等媒體放風，使得其“品牌”包裝顯然大獲成功，經常出現成十上百人的商船不抵抗向幾人組成的小海盜船投降的個例。
    第三，為防止商船俘虜消極抵抗（如被俘后隱藏、損害乃至向海里拋灑財物，拒絕交代值錢貨物藏在哪里），海盜群體對不合作者使用酷刑，在費盡周折拿到戰利品后燒掉商船，這些消息通過媒體和曾被海盜俘虜的船員傳播后，進一步強化了海盜的瘋狂形象，讓商船俘虜增加了選擇消極抵抗的顧慮。
    第四，除個別稀缺技術人才外，海盜團伙招募新成員采用尊重被招募者意愿的雙向選擇方式，而不是強制入伙，道理很簡單，被強迫加入團伙的人常常想著復仇，設法在海盜交戰等關鍵時刻充當“無間道”。
    凱恩斯曾說，許多人行動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不知不覺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海盜經濟學》這本書再度闡釋了凱恩斯所言，有助于讓人們重新認識經濟學，遵照經濟學等學科規律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