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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偉
出版社:京華出版社 |
關于日本，我們想說得太多，而知道得又太少。
我第一次到那個國家是2005年前后，在國境之南的鹿兒島登的陸。那是一個十分寧靜而優美的島灣，道旁種植了我原本以為很難在北方看到的楊梅樹，海風溫和，鄉風純正。它是時任首相小泉的家鄉，是二戰時期日軍“神風戰斗機”的起飛場，在1868年，西鄉隆盛也是從這里北上勤王，推翻幕府政權，開始了明治維新。在鹿兒島，我還參觀了明治時代遺留至今的一些工業遺址，其中包括最早的棉紡織工廠等。
走在這些早已成為一具空殼的工業遺址里，我常常會有所感懷。近年，因為從事企業史研究的工作，我也曾經走遍南通、無錫、天津、福州和上海等地，參觀過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近代工廠，其建造時間、廠區模樣、生產規模及設備，與我在鹿兒島所見大抵相同。
然而，為什么在日后，兩國會走上如此不同的經濟和政治道路？兩國企業及商人階層會有如此重大的命運差異？
這樣的問題，困擾了我很久，而且迄今沒有得出一個完備的答案。
陳偉的這本書，從商人的角度給出了啟示。
故事是從德川家康年代的住友小次郎政友說起來的，“從住友開始，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就開始互相滲透，這些商業精英們用開拓進取的精神加上誠信仁愛的價值觀塑造自己的商業帝國。這一點和中國居然有著驚人的相似點”。
住友小次郎政友——這位日本商業鼻祖提出經商一定要講誠信，不能唯利是圖。他告訴自己的兒子、女兒，做人需寧靜致遠、淡泊名利，方可成大器。這些理念被后輩從商者所謹記，綿延不息。而這些經商理念的只言片語，顯示出儒家思想早已潛移默化、潤物無聲，而這些思想使得日本商業精英們在商海逐浪、跌宕浮沉中撐住了信念的桅桿。
而自住友以后，日本商業精英中的佼佼者無不是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的精妙結合體，試看書中的描述：
三野村利左衛門：兼具冒險精神與濃厚的人情味，他懂得如何平衡生意與情面的關系，他善于用真情打動別人，他不像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反而是個性情中人。
廣瀨宰平：年少時便在叔叔的指導下讀完了四書五經、三國水滸、唐詩宋詞，熟稔中國傳統文化。廣瀨宰平晚年飲水思源，在自傳中寫道“正是幼年的廣泛閱讀，體會了人世間的冷暖善惡，是儒家的思想指引了自己的一生”。
澀澤榮一：將儒家學說引入經商當中，生前寫過的唯一一本書叫《論語和算盤》。他認為“商業的發展必須以社會倫理為根基，否則會把人引入歧途；企業賺取利潤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中飽私囊，而是為了給社會創造財富”。
……
作者認為，單論商業才能，這些人皆稱得上驚才絕艷、不世出的奇才，然而真正指引他們走向成功的卻是“從中國攫取的精神養料”——儒家思想，一如清教徒追逐利益是為了榮耀上帝，日本商人——這些孔子的門徒則是通過商業的手段，實現他們修齊治平的理想。
更加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傳達出的“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奮發進取精神，深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商人，讓日本的商業從一開始就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延續下來，雖然經歷了戰火、災難、文化入侵，但仍可保持或猛烈、或漸進的發展，從來不曾出現過斷層和終止，可謂薪盡火傳，生生不息。這也培養出日本獨特的商業精神：無論經歷多少風雨災難，都必須保持進取、寬容的心境，隱忍克制，厚積薄發。
這種商業精神的孕育、完善、形成，催生了這一階層獨立的商業人格和自覺性。日后控制日本命脈的四大財閥：住友、三井、三菱、安田，他們的創始人和掌舵者都出身民間，即便日后在不同階段與政府、當政者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都沒有喪失獨立的所有權，避免了淪為政府的附庸，甚至他們憑恃自身的商業力量，可與政府時而同進退，時而互相博弈，體現出商業力量的極大靈活性。
而令人感喟不已的是，日本歷代實際統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商業的發展，廢除阻礙商業繁榮的桎梏。得益于這種政府營造的寬松商業環境，商業階層和統治階層在謀求國富民強、振興民族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從而相互倚重，共榮共生，因此從根源上杜絕了“與民爭利”、“國進民退”這些在中國反復上演的荒誕戲劇。
正是在作者幽默迷人的敘述背后，日本崛起的秘密被清晰地梳理了出來——
這是一個兼顧著儒學信義和武士勇猛的階層，他們信仰財富的力量，愿意游離在權力周圍，雖冷眼旁觀世事變遷，卻心系國家不斷進取，而他們的努力也與時代合流，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最終使日本從一個閉關落后的蕞爾小國發展成為后來不可一世的經濟強國。
讀著陳偉的這部作品，我們只能艷羨日本后來居上的發展奇跡，而懊喪于中國似乎從未出現如此完美的商業機遇。去看待別國的歷史是容易的，去看待自己的歷史也相對容易，然而正視自己的當下卻無比困難。“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之人復哀后人”。但愿本書可以讓更多人意識到：一個獨立而成熟的商業階層是一個國家強大的關鍵因素。但如何催生這個階層，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了。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