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約翰·格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偽黎明”，顧名思義，就是海市蜃樓般的虛妄愿景，在此書中指稱的是“華盛頓共識”，即以普世價值思想政治觀念和自由競爭經濟體制為主要特征的美式資本主義。《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分析了美式資本主義無法復制到全世界的原因，著重批駁了經濟學家們推崇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美國推行的普世價值思想政治觀念具有虛偽性（這一政治觀念，是美國要求別國建樹的意識形態，而美國自己則采用以保障本國利益為導向的“美國例外論”導向政策）。
    此書作者、英國著名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歐洲思想史名譽教授約翰·格雷在書的開篇，花了很大的力氣為讀者辨析了自由市場理論、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毫不留情的將之斥為與蘇東模式一樣的“烏托邦主義”。這套理論和思想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等國得以流行，被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論述為奠定工業革命發展格局的制度因素。對此說法，約翰·格雷嗤之以鼻，直接指出“即便在其（19世紀中葉自由市場制度）全盛時期，放任主義也只是個錯誤的稱謂，它實際上是由政府強制力創造的，且在運行的各個方面都依賴政府權力做后盾”。19世紀英國自由市場建立的一個前提就是通過政府權力將公共土地轉變為私有財產。而在1980年代的美國，里根政府推行的政策，“很明顯不是朝向自由市場的，而是一種以軍事為先導、奉行貿易保護的凱恩斯主義”。
    約翰·格雷指出，自由市場理論、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在政府權力支撐下得以急劇推行，在世界范圍內都只有少得可憐的應用，19世紀中葉的英國，以及20世紀80-90年代的幾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美、澳大利亞、新西蘭）。這套理論和思想在這幾（一）個政府的政策路線中，部分應用的結果是，兩個時期內，英國等國家的社會機制和公民福利被破壞殆盡，造成了急劇的社會動蕩。
    約翰·格雷認為，市場本身由人類預期塑造，其行為不能被合理預測，推動市場的力量是喬治·索羅斯定義的“反射互動”。這種易變性隨著前述自由理論和思想應用到去管制化的金融政策中，影響將大大增加，必然意味著金融不穩定性加劇，不可能實現經濟學家所謂“自由市場降低了經濟遭遇崩盤或衰退”的結論。他認為，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及其主導的經濟政策，并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改良空間。
    這本書提出的另一項重要觀點是，計劃經濟模式與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存在諸多共通之處，最顯著的共同點在于，“以普羅米修斯式的開荒精神對待自然界，并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遭受的苦難毫不在意”；二者都尋求以單一模式和思路，去替代人類文化的歷史多樣性。約翰·格雷認為，蘇聯解體、蘇東模式崩盤，反映出的實質問題恰恰是，單一論不可能替代多樣性，而美式資本主義正在走蘇東模式的老路。
    約翰·格雷還談論了對全球化的看法，他在這本書中系統駁斥了大前研一、福山等知名專家鼓吹的“超級全球化”（主權國家式微、跨國公司成為全球事務的主導者）理論。
    請注意，這些觀點提出于1998年（《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一書首版出版的年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是書作者約翰·格雷基于多年扎實的政治經濟學、世界歷史研究，而對當時甚囂塵上的美式資本主義、“華盛頓共識”等體制對象下的結論。這本書作出的很多預測，特別是有關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必然誘發金融投機制度性風險、催發大規模金融危機、危機將由金融衍生品投機釀成的預測，以及冷戰結束后一枝獨秀的美式資本主義“可持續的時間甚至比1970-1914年的美好時代更為短暫”，都在此后十多年內一一應驗。正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季志業先生在本書簡體中文新版的推薦序里所說的，相比近幾年灰頭土臉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此時的格雷先生顯然是以一個‘勝利者’的身份在收獲《偽黎明》中的研究成果。”
    在2009年重新再版此書的前言文章中，約翰·格雷對金融危機后各國救市政策的長遠前景表示悲觀，指出“泡沫經濟的增長方式本身是不可持續的，試圖通過制造新一輪泡沫的方式來應對危機無異于自欺欺人，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逐步走向通貨膨脹，在危機爆發前就已顯現的資源稀缺局面再次出現，政局因此更加動蕩”。當前最大威脅就在于，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及未來可能更加動蕩的政局，尚沒有各國聯動、互信互助的全球治理方法；經濟危機加劇了各國政府各自為政的狀態，進一步惡化了整體安全環境。約翰·格雷以戲謔而不無沉痛的語調評論說，“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面臨的問題并不是促進可持續發展，而是如何實現可持續撤退。”
    他再次譴責了自由放任主義，既歸納了經濟學家所謂“相信市場能夠保持理性”觀念的狹隘性，也指出了現代經濟學家之所以犯錯的癥結——這些人與建立和發展了政治經濟學的亞當·斯密、約翰·穆勒、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截然不同，不具有基本的歷史觀，僅僅在自然科學方法的基礎上研究經濟生活，為分析工具和工具論所奴役，“在運行中容易犯錯，也容易被大眾的妄念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