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鄉老友今年夏天讓我品讀他的這部慎思明辨的著作，希望我提出修訂意見，并叮囑我作一篇序言。
　　我告訴他，深奧的經濟學和倫理學于我來說是門外漢，鄙人決無資格改易文字和撰寫序文，再說在名家茅以軾先生的序言之后再寫些什么，必定是狗尾續貉。
　　國鄉答道：茅先生是從行家的角度寫，請你從一般讀者的角度寫，二者并行不悖。
　　我素來敬佩國鄉的為人和學問，他的吩咐與期盼，我豈能推卸，因此只能從命，在此謬發妄言，諸乞鑒宥。
　　我敢擔保，本書是國鄉一生最精粹的著述，也是他在長達60年的漫長歲月中，通過對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和倫理思想演變，及其對社會、經濟與個人生活的影響，進行長期觀察與思考，所達到的一種深刻而系統的理論思維的結晶。
　　它雖然是一部尋常的學術著作，淵源于作者焦心苦慮的構思;然而，它又不是一部常見的學術著作。它的一大半來自蒼茫大地，是千百萬饑餓農民和勞苦大眾的呻吟，另一半則來自煉獄者深沉的問難與吶喊，是雕肝琢腎的章句。
　　為了領悟本書的含義，我建議，讀者不妨先從閱讀“后記”開始，然后再讀正文。
　　這是因為，當下的青年人很難理解，王國鄉為了篤信一條無可爭辯的經濟學定律——土地報酬遞減定律，竟被戴上“極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牢獄之災，由此挨上了20多年傷心慘目的生活。窳敗的政治上層建筑和猙獰的意識形態差一點讓他死于非命。幸好“四人幫”垮臺，他趕上了胡耀邦的開放改革時代，從而擺脫政治賤民的身份，漸漸恢復學人和思想者的角色，終于可以重新探索他所心醉魂迷的經濟學、美學和倫理學原理了。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下，國鄉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展現。他一連發表數以百萬字計的科研論文和學術著作，在學界脫穎而出，自成一家風骨。他從土地報酬遞減定律入手，進一步研究擇優分配原理和等邊際倫理原則，并對計劃經濟的道德觀發起挑戰，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倫理與道德倫理思想。
　　《自主權利的道德界限——從經濟學視角求解倫理學難題》一書，則聚凝了他對于解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和市場經濟道德建設問題的獨特看法，有不少原創性的思想火花，進而從深層次的角度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道德前景(人格道德與經濟道德)進行理論探索。
　　私見以為，凡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道德倫理問題有所關注、有所思考、有所困惑、有所研究的人不妨讀它一讀，哪怕翻讀若干章節也罷。我的愿望是，以國鄉這部書為契機，業界能展開廣泛的討論，對什么是中國人的自主權利的道德邊界問題大體上達成一個共識。我相信，國鄉的見解，是迂論還是邪說，是持平之正論還是無稽之謬論，“歷史老人”遲早會給出一個公道的結論。
　　作為本書的初始讀者和非專業工作者，我以為，國鄉提出的以下五個方面何妨予以更多關注與思考：

　　(1)計劃經濟道德觀與市場經濟道德觀的本質區別何在?
　　作者通過兩個案例分析和23個倫理學質疑闡明，計劃經濟道德觀的基本原則是主張個人應當對他人、對社會、對集體無私奉獻自己的勞動成果或經濟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市場經濟道德觀的基本原則，則應當是在尊重他人自主權利的前提下，維護個人的自主權利與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兩個平等的自主權利人之間，一個人奉行無私利人的道德原則，向對方奉獻自己的財物，必導致對方損人利己，因而，這兩個人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與人之間，只有實行“自利不損人”的道德原則，才有利于實現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博愛、公正、自主、和諧的生活方式。而所謂“自利不損人”的道德就是肯定個人實現自主權利，應當以不損害他人的自主權利為道德邊界。

　　(2)在市場經濟中是否存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
　　作者指出，計劃經濟道德觀是建立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存在沖突”的理念之上的。而作者采用現代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市場均衡價格機制(“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有利于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實現等邊際原則)，從而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追求最大利益，不僅不會造成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反而是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條件。這就從經濟學理論上，駁倒了“無私利人”的計劃經濟道德觀的理論基礎，確立了“自利不損人”的市場經濟道德觀的理論根據。

　　(3)社會制度正義與個人自主權利關系是什么?
　　作者運用邊際分析方法證明，市場經濟制度正義的標準應當是“無損一人地增進社會利益”，而實現社會制度正義的必要條件是每個公民都必須厲行“無損一人地增進個人利益”——自利不損人——的社會責任。在這里，“自利不損人”，不僅是公民的自主權利，而且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因為只有在每個公民都具有追求“不損人的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權利的條件下，他才有可能根據利潤最大化目標，把他所支配的資源(包括自己的勞動)投入到最有效的用途中去，從而，在均衡價格調節下，實現生產要素最佳組合和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社會利益極大化)。因此，保障公民的自主權利就不僅是實現社會利益極大化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實現社會制度正義的必要條件和標志。
　　作者指出，公民自主權利，在經濟基礎中，表現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在上層建筑中，也就是在政治層面上，表現為每個公民都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的權利。在這里，平等就是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主權利;自由就是人人都具有做不損害他人自主權利的事的自主權利;民主就是人人都具有表達維護個人自主權利的說話權利，以及相應的出版、新聞傳播和參政議政的權利。因此，平等、自由、民主就成為市場經濟制度正義實現的必要條件和標志。

　　(4)自利不損人原則作為制度規范與作為個體道德標準有何區別?
　　這是古今中外所有倫理學者都不曾考慮過的問題。作者認為，混淆二者的區別是導致倫理學陷入邏輯混亂，從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二者是有本質差別的。自利不損人作為制度規范是一種強制性的法律規范，人人必須厲行，違者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其作為道德規范則是理性自利的經濟人自覺選擇的和諧生活方式。作者指出，早在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之前(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之前)，人們之間就已經產生了簡單的商品(原始的)生產與交換關系。當兩個原始人不是通過相互搶掠，而是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實現某種勞務合作或商品(物物)交換時，就已經產生了自利不損人的道德。所以，道德是具有理智且追求和諧生活方式的人們，通過換位思考、將心比心而產生的良心感悟，是對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自己實現和諧生存目的而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這種通過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價值選擇而形成個體道德的倫理方法，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之方”，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方法。所以，道德的本質就是良心感悟或良心發現。

　　(5)為什么要劃分人格道德與經濟道德，二者有何區別與聯系?
　　這同樣是古今中外倫理學者未曾思考過的問題。作者認為，當今中西方倫理學語言的差異在于：大多數西方人(如霍布斯、康德和斯密)只承認人們在非經濟交易關系中所表現的人格品德或愛人、尊重人的美德是道德，而不承認人們在經濟關系中利己或利人的行為是道德。中國人相反，只承認經濟關系中的存在經濟道德(有“無私利人”、“為己利人”、“單純利己”、“自利不損人”之分)，而不承認在非經濟關系中存在著一種獨立于經濟道德的人格道德(認為人格道德是經濟道德在人們心中的內化)。這是導致中西方文化互不理解，甚至產生重大誤解的原因。因此，作者將“自利不損人”的道德區分為經濟道德與人格道德。經濟道德是個人為了用和諧方式取得財物來滿足自己需要，而自覺選擇的通過互利合作或互利交換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為方式。作者稱其為“為己互利”的道德。人格道德是個人為了融入社會，最終取得經濟利益，而自覺修養的健全個人人格品德或美德的行為方式，作者稱其“為己愛人”的道德。二者的關系是，人格道德是經濟道德的人格保障;經濟道德是人格道德在經濟行為中的實現方式。在此基礎上，作者通過對孔子《論語》和斯密《道德情操論》的解讀，證明這兩位倫理學巨匠，都在確認“人格道德”存在的同時，也承認經濟道德的存在。
　　在圍繞上述五個方面的論述中，作者還有很多精辟的論述，留待讀者去發現。

　　此外，本書還有兩個更精彩的部分值得一提。
　　第一個精彩部分是作者在第六、七兩章中，用通俗的語言(非高等數學語言)和淺顯的數表與圖像，闡述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邊際理論(等邊際原理)。這是眾多欠缺高等數學知識，而又渴望學懂宏微觀經濟學原理的知識分子，迫切需要閱讀的部分。通過閱讀，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也許一天或幾個小時)，就可以理解邊際分析方法的數學含義與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并用來分析現實中的市場經濟問題。
　　本書第二個精彩部分，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后記”。國鄉在這一部分中，通過自己親身經歷的制度變遷、倫理規范演變，及其對社會經濟與勞苦大眾生存條件的實際影響，來說明本書表達的經濟與倫理思想形成的根據和形成過程。這有利于讀者從生動的事實分析中理解正文部分闡述的抽象內容。特別是在1957年之后，作者因堅持獨立思考、說實話，被打成“極右分子”。在長期勞役、監禁、饑餓、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的苦難生活中，在沒有書籍，沒有資料，既不懂高等數學，又不知邊際分析為何物的條件下(作者入北大時學新聞專業)，仍堅持獨立思考，僅憑在大學中所學基本知識的記憶，根據一條被蘇俄教條劃為禁區的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來分析“大躍進”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作用，居然在思想封閉的環境中重新“發現”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理念——等邊際原理，并據以推導出建立市場經濟制度的一系列最優原則。這些研究成果，既為作者在出獄后，立即投入經濟體制改革的學術研究活動，并登上大學經濟系講壇，積累了必要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教學能力，也構成了本書寫作的主要內容。
　　毫無疑義，“后記”是一則自撰的勵志故事，對于身處逆境和絕境的人們，具有巨大的感染力。王國鄉的故事，本身就是中華民族近代苦難史的縮影，也是當年55萬中國敢說實話的知識分子的命運的真實記錄。讀來，令人心酸，令人扼腕嘆息!人們也為在殘酷的思想禁錮條件下，中國仍然有這樣的為追求真理而矢志不渝的知識分子，而感到欣慰，受到鼓舞。
　　古人云：“還丹一粒，轉鐵為金，至理一言，轉凡為圣”。國鄉的生活和事業在1978年前后發生了出人意表的變化，這一方面同他趕上開放改革時代的大好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另一方面也離不開他本人的因素。國鄉有兩大優勢：一是他的頑強意志與刻苦好學;二是他有一位賢內助，不斷鼓勵他戰勝逆境。
　　國鄉出生于一個小手工業家庭，一直沒有受過多大委曲，殊不知進了北大竟當上了“極右派”，后來又二次蒙受欲加之罪，但他決不屈服。甚至在勞改農場就業期間還借探親的機會向朱光潛、宗白華和李澤厚等大家請教。他的學問主要是靠自學、潛心思考與獨立研究得來的。當他還是北大新聞系三年級學生的時候，就撰寫了一篇人口問題的論文，并得到了馬寅初校長的青睞。他受冤屈改正后連當個小學代課老師的資格都沒有。北大直到1987年才補發他一張畢業文憑。他是不靠文憑而靠真才實學被新華總社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從基層調進首都來的。
　　國鄉的老伴魏華琪女士，原本是部隊文工團演員，13歲參軍，轉業后就讀師范學校，成為中學音樂教師。在與國鄉談戀愛期間，因受國鄉劃為“右派”株連而失去工作。直等到國鄉結束勞教之后，兩人才得以完婚。“文革”期間國鄉因寫文章再次入獄，她還背著孩子奔波千里，兩次代國鄉進京上訪，堅軔不拔地幫助國鄉討還公道。這對苦命夫妻，一個是鐵骨錚錚的硬漢，一個是忠貞不渝的女子。香港鳳凰衛視去年以《六十年婚戀》為題的DVD紀錄片中還專門描敘了他們盛衰榮辱的家庭故事。這一對純正樸實的河南夫妻，終于苦盡甘來，桑榆之年能過上無憂無愁的生活了!
　　國鄉為篤信一條經濟學定律而蒙難的故事，使我聯想起中外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為追求真理而犧牲的往事。人類為闡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真理也有一部可歌可泣的歷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需要科學的思維。它們，尤其是社會科學，不得不直面窳敗的政治上層建筑和猙獰的意識形態。社會科學與神學、玄學更加格格不入，是二者的對立物。“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展開社會科學研究的底線。意識形態不屬于社會科學，因為它的極終目標不在于科學。而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它們可以被懷疑、詰難、批判甚至被否定，但它們最終仍然是真理。而意識形態多半是一種信仰，它是不能被懷疑、詰難、批判和否定的。想通了這些道理，對國鄉蒙難的根源也就可以弄明白了!
　　不是多少人在求解當代中國人當中為什么出不了大師嗎?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視角求得不同的答案，但就社會科學而言，最最起碼的要求是，分清楚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如果以研究社會科學為宗旨的個人、群體或機構最終要服膺意識形態部門的指揮棒，它顯然離科學就遙遠了。它還能出“大師”嗎?
　　由此我希望國鄉在本書中闡發的觀點和結論能經受得住被懷疑、被詰難、被批判甚至被否定，因為他早早就領教了蘇俄式意識形態的鋼鞭，有能力劃清楚科學與神學、玄學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