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馬修·比索普 等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將“慈善”與“資本主義”組合成一個詞組，當下已不再為國人所陌生。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主導的基金會慈善模式一直聲名大噪，由李亞鵬夫婦、李連杰等人開創的華人明星創辦慈善基金會方式也在流行。
　　許多媒體人、社會學者和任職于這類基金會的內部人士，積極傳播慈善基金會在貧困、教育、賑災、弱勢人群適應社會競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總結出包括其制度設計在內的多方面優勢，與許多個案中政府行動機制、市場機制的缺陷相對比，認為前者更能、更值得贏得人們的信任，有遠大的前景。甚至還有一些人提出，慈善基金會模式、慈善資本主義不僅將填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而且還可能由此找到解決人類前途命運的一種出路。
　　新近引進到中國內地出版的《慈善資本主義：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書，全面回顧了慈善資本主義的歷史，有助于人們重新審視慈善基金會模式。
　　現代慈善與現代資本主義，在幾個世紀前是同步出現的。慈善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出現于英國都鐸王朝（1485-1603）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許多新富熱衷于向城市貧困居民提供幫助。到了18世紀，從事慈善活動的主要是新興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創辦者、最初的對沖基金投機商。進入19世紀后，慈善更成為英國等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對此有過大量的描述。再后來，就有令人耳熟能詳的迷離身份故事：貪得無厭并以各種違法罪惡方式攫取公眾財富、破壞市場秩序的美國寡頭們，如安德魯·卡內基、約翰·D·洛克菲勒等人，同時又是當代慈善資本主義的奠基者。
　　慈善與資本主義的一路同行，故事說起來似乎令人愉悅，問題是，如果回顧15—20世紀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史，就會發現，資本家、富人、投機商對慈善事業的慷慨解囊，根本未能緩解同期的貧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種復雜社會問題，更沒有如那些“大善人”所預期的那樣預防和阻遏尖銳階級矛盾的出現——慈善資本主義提供的救濟等資源，總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要達成基本的公共產品供給，還得靠政府。20世紀初，政府開始向公民提供各種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而美國是經過1929-1933年大蕭條后，以羅斯福新政扭轉了政策導向。
　　以上談到的慈善資本主義，尚屬于1.0階段�！洞壬瀑Y本主義》一書認為，由蓋茨、巴菲特等商業領袖和許多大公司驅動的慈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2.0甚至3.0階段。領先的大公司開始在商業戰略中積極推動社會公益，即業界人士耳熟能詳的“價值觀營銷”、“價值觀愿景”、“（符合）倫理（的）投資”等名詞。慈善基金會模式發展已經非常成熟，不僅繼續積極活動，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而且也更加強調價值倫理——而這也成為不少慈善基金會過度參與國家政治、干預國際問題的理由。
　　正是因為慈善在當今世界變得更國際化、涉及的社會事務更廣泛，跨國公司和基金會強調的價值倫理的可闡釋外延更廣，就使得與慈善沾邊變成了有意洗脫原本不良社會形象的企業和個體的時尚選擇。次貸危機前后，一起企業與基金在慈善上的表現，就與事實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與之同時，基金會等慈善資本主義模式，在對獲取越來越多公眾關注、掌控越來越多資源的同時，卻基本是按照捐贈者或基金掌控者的個人意愿、而非需要幫助救濟的人群及具體需求來投放資源的。這種個人偏好導致的慈善資源投放導向問題，比捐贈者或基金掌控者的避稅考慮，對慈善資本主義效用乃至倫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譬如，許多企業家和投機商給已經不缺錢的母校（名牌高校）捐款，也聲稱是慈善公益性捐款，又如藝術品慈善，等等，均削弱了慈善資源的整體社會效益，反而造成了優質資源流向本已富足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