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代的“流浪”經歷，初步奠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于建嶸的核心價值觀：時時處處為底層弱勢者著想。多年前，在博士論文《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里，于建嶸就曾表白，他堅持不懈地到“岳村”即湖南省衡山縣白果鎮紹莊村調查研究，“不是為了尋找故事，而是為了尋求學術的靈魂和學者的良心”。
    從《岳村政治》，到后來的“農民稅費抗爭調查”、“土地糾紛研究”，再到“信訪制度改革”，于建嶸的底層社會問題研究，是用腿一點一點地跑出來的，一個個訪談和一個個數據，支撐起了他的理論體系。
    當然，于建嶸最讓人尊敬的是他直面現實的勇氣。他關注的課題，都是當下尖銳的社會矛盾所在。在介入現實的問題上，一些特別愛惜“羽毛”的學者更加樂意關起門來，專心考據，展開形而上的玄思。于建嶸的工作單位是在北京，但他大多數時間并不在北京，而是“出沒”于全國各地的村鎮和廠礦。他因此戲稱自己是“江湖學派”。他的《底層立場》（上海三聯書店）正是基于不停地在村落和鄉鎮之間穿行，在礦井和上訪村之間輾轉，以敏銳的體察方式，探索著當代中國言論路徑的結果。
    《底層立場》討論了“農民工是誰家的孩子”、“農民維權抗爭的焦點”、“村民如何自治”、“‘三農’問題的關鍵何在”、“中國社會面臨的風險和出路”、“信訪改革需要新思維”、“基層政權的困境”、“在底層發現政治”、“權利、良知與責任”等廣泛的話題，但主基調卻可概括為一個，正如青年學者張耀杰以“于建嶸的底層立場”為題的代序所說：“用謙卑敬畏的低姿態正大光明地從事自己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的真問題和真學術，而不是像他所批評的一些學者那樣，動不動就采用‘社會敵意事件’之類的高調概念危言聳聽地誤導社會輿論。具體點說，中國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最需要的是依法限制公共權力并且依法保障個體人權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而不是所謂的集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少數人的利益服從于多數人的利益的空洞民主……”
    確實，轉型期的中國，攜帶了很多令人沮喪的“涼氣冷風”，也不乏令人心生不安的“晦霧黑煙”。有些問題，是無法解答的，在時間的綿延中緩慢聚集更多的疑問，綁架人的自信，使人變得更加謙卑，更加寬恕。有些問題，是可以給出明晰的答案的，但是因為各種原由，這些答案被人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在《底層立場》中，于建嶸談論和關注的社會問題，屬于后者，他不憚于給出自己深思熟慮的解答，同時，他并不自信這些解答能否給了那些本該直接走向問題的人們的信心：“何必僵化處理第一代農民工養老難問題”、“我為什么主張重建農民協會”、“‘全民低保’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底層社會的政治邏輯”、“30年中國農民的得與失”、“責任與良知：中國學者30年”……人們或許很難想象，在他的黑框眼鏡背后———那雙眼神深邃略帶清幽的迷茫，但他一直“奔跑著將人們引向問題的內核”。如此，不僅讓人們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更覺察到了潛伏在問題后面更深層次的危機。
    “奔跑著將人們引向問題的內核”———這是包括于建嶸在內的那些有追求、有堅守的學者，在學術研究和言論的舞臺上，與資本、權力抗爭過后留下的“鏡像”，令人崇敬，令人深思。
    《底層立場》不表達憂傷，甚至連憂慮，都很內斂。有人說，于建嶸尖銳地挑戰了中國學者夢游般的形象———也許，他覺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戰，而是保證不夢游，保證所說的話不是語焉不詳的喃喃。另外，他也并不是很從容，在不少評論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詞，是“不應”、“必須”、“需要”、“理應”、“應當”，切切之心，無遮無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