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教授的新著《底層立場》是一部厚重的文集。它收錄了作者數年來發表在國內各類媒體上的時評和隨筆，既獨立成篇，又體系渾然，既有對具體問題的梳理和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論和展望，讀完該書，不禁為作者鮮明的底層立場和一個知識分子的學者良知所打動。
    本書從農民工和農民維權抗爭的焦點問題入手，探討了三農問題的病灶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層政權的困境和信訪改革以及中國社會面臨的風險和危機。透過該書，我們看到，舉凡當下中國最具問題意識、最前沿的政治、社會問題，無論是農民工人維權、失地農民抗爭、基層政權危機、社會泄憤事件、中國信訪制度大討論，他無役不與，字字關切，句句驚心。他始終站在捍衛農民、工人最基本權利的角度，解讀、描述當下中國的社會沖突。他堅持權利底線，認為“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只要是合法權益，就不能以任何名義剝奪，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換。一個和諧的社會，是絕對沒有以剝奪部分人哪怕是少數人合法權益的‘民心工程’的。”
    自2001年于教授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出版以來，其影響日大，流布日廣，但在主流學術界的眼中，他卻是一個“異數”。在我看來，其原因便在于于教授鮮明的底層立場和敢于直面諸多學術禁區的學者良知。與時下學術界滿足于困守書齋坐而論道、日趨體制化精英化的言說方式不同，于教授多年來風塵仆仆的奔走于偏遠的中部農村與沿海城鎮，無論是在維權抗爭不斷的底層社會，還是在無數苦難云集的北京上訪村，都有于教授樸實堅毅的身影。他用身體力行的底層調查顛覆書齋學者的蒼白和孤傲，用樸素的實證方式解讀當下中國的社會沖突，用事實破解意識形態的毒素和精英們的謊言，用數據呈現一個暗流洶涌的當代中國。他的論述總是攜帶著底層的體溫，他的言說總是應和著底層的脈搏，他的分析總是能夠深入底層的肌理，他的學問是用腳走出來的學問。一個社會學學者可能因為某項課題的需要而一時去基層“蹲點”，但一個學者十多年來長期奔走于底層，用每年三分之二的時間來往于底層，這在中國的學術界，無疑是罕見的。在一篇名為《曾經的苦難是我的起點》的訪談中，他對自己的底層立場作出了剖白：“一個人研究什么問題，與他的生活經歷是有關系。我小時候當了八年沒有戶口的‘黑人’這是我做農村研究最大的原因。童年的苦難，可能對一個人一生的選擇產生很大的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境遇、智力、生存能力不一樣，但社會應該提供同樣的機會和平臺，不能制度性地把人變成‘黑人’，而應該努力消除那些可能讓個人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要保障基本的公民權。”“曾經的苦難是我的起點。我住到上訪村，一點不感覺苦。我原來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現在感覺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無所謂，失去也不可怕。”許多人曾經經歷了苦難，但他們的苦難并沒有化成有效的精神資源，而常常是有了點地位后 “一闊就變臉”，穿上西裝忘了腳上曾經的泥巴，于教授顯然與這樣的人不同。
    多年底層的人生經歷內化為一種精神資源，在爾后的學術研究中獲得升華，于建嶸曾這樣闡述自己的底層立場：“基于‘危險’反應的對于底層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者說是上層階層的立場。底層所獲得的關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范對象而存在的。而真正來自底層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進他們的生活，從底層群體的處境去理解他們的訴求和行為”，化身底層，扎根底層，替底層發言，為底層吶喊，于教授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多年來，他不停的行走、著書、演講，不停的為農民說話，為工人發言，為農民工的權利呼吁，為年年增加的社會沖突憂心如焚，他始終無法忘懷自己的底層立場，時至今日，盡管他在學術界早已聲名赫赫，但他仍然身在底層，心在底層，不修邊幅，貌同農民，吃住在京郊農村，寫作在京郊農村，他以一種罕見的理想主義氣質實踐著“知行合一”的理念。正如著名學者張耀杰在該書序言中所言：“于建嶸的學術研究，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最為敏感的前沿地帶游刃有余，還得益于他與底層立場相關聯的底層心態、底層智慧及底層邊界。他用謙卑敬畏的學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當代社會的真問題和真學術，用真誠的心靈和理性的思想感動了無數底層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員，堪稱頗具現代意義的空谷足音，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和社會和諧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辭舊迎新的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于建嶸的這本《底層立場》是一部足以開啟智慧，發人深省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