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植榮 出版：中國商業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中介紹了中國人的工資為什么這么低？只有中國人還不知道工資的真相！瑞典公務員的工資比建筑工人還要低；美國總統都是越當越窮； 中國最低收入比很多非洲國家還要低；比照巴黎，北京的合理房價是2134元/平方米；為什么只有中國有“考公務員熱”……中國的分配制度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不能再包庇政府，要讓中國人知道自己工資的真相。

作者簡介

劉植榮，獨立學者，1980年參軍，次年在部隊考取軍校。軍校畢業后留校任教，先后被評為優秀教員，優秀共產黨員，立三等功；1994年考取了中法友好獎學金留學法國。從2003年至2004年在天津某企業集團任人事教育部部長，后至某網絡公司任經理，2006年9月擔任埃塞俄比亞世界銀行Woreta--Woldiya項目辦公室主任兼翻譯。通漢語、英語、法語，勤于筆耕。曾接受境外媒體路透社，自由之聲，北美電視網的采訪。曾在報刊媒體發表百余篇文章。

    一
    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馬克思
    預算不是一個錢柜，而是一個灑水器：它抽上來又灑出去的水越多，國家就越繁榮。——巴爾扎克
    如果一個自由社會不能幫助眾多窮人，那它也就不能保全少數富人�！�—約翰·肯尼迪
    不自由，毋寧死。——帕特里克·亨利

    鑒于以上理念，我發表了《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該報告被眾多媒體刊載，我也為此接受了國內外數家報紙、雜志、電臺、電視臺的采訪。《中國改革報》刊發該報告時還加了編者按：
    “收入分配”是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最關心的話題之一。人們對于“收入分配”之所以意見較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對于衡量收入高低缺乏一個科學的標準。沒有這樣一個標準，國企高管年薪百萬仍被認為“不高”；沒有這樣一個標準，給低收入者的每一次漲薪都會有人批評“自損國力”；沒有這樣一個標準，盡管“公務員”已成為大家趨之若鶩的職業，仍有人不斷呼吁進一步“高薪以養廉”。學者劉植榮根據自己在國外的經歷和有關材料，對全世界183 個國家和地區的工資狀況進行了研究，對各國最低工資的形成與社會財富的分配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的研究，對于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要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須弄清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工資高低要在一個參照系內對比，這個參照系就是人均GDP。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 倍，世界平均為2 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 倍，世界平均為5 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為70%。這些數據就是警示，政府必須采取措施了。
    中央高層越來越關注中國的貧富差距。2010 年9 月13 日，溫家寶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收入分配是項系統工程，研究收入分配不能只研究工資。工資屬于第一次分配，還應研究第二次分配范疇的賦稅以及第三次分配范疇的社會福利（轉移支付），研究居民的消費支出情況。如果社會福利能惠及所有百姓，能像世界不少國家那樣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公交免費，能按照聯合國規定的合理房價標準，用個人3—6 年的工資收入購買一套舒適的住房，工資低些百姓也不會感到生活艱難。

    二
    發展是硬道理。這是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總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十足的發展，這些光輝成就舉世公認，無可置否，不管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我都為之感到自豪。這些成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我想添花，也很難在錦上找塊空閑的地方。
    這次回國，我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研，調研對象有大學教授，有中小學老師，有國際問題研究員，有博士生、碩士生、大學生，有工人，有農民和農民工，有失業者，有企業主和商人，有官員，有警察，有軍人，有華僑，我發現，多數人并未因國家的經濟發展增加幸福感，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被股股怨氣籠罩著，各行各業的人好像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況都不滿意。
    很多漂亮的房子被“鐵籠子”罩著，搶劫、謀殺、群體性暴力事件頻頻發生，校園的孩子們慘遭殺害，老太在街道上摔倒沒人攙扶，女研究生在宿舍自縊，百姓為對抗“強拆”而自焚……我感到，中國的貧富差距到了危機時刻，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國家“維穩”支出遠遠超過富人的得利。
    于是，我思考，對照自己在國外的生活體會，找出祖國究竟在哪方面出了問題。這既是一個公民的責任，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我的權利�！稇椃ā返谒氖�一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雖然憲法賦予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但似乎國人很少使用這種權利，果真有公民行使這一權利，馬上就有人感到恐慌。公民發表點與“主旋律”不同的見解，他們就認為這是不和諧（要知道，和諧出自音樂的和弦，是“1-3-5”，不是一個“1”），于是，打著“維穩”的幌子野蠻地把這些言論給封殺了，于是，他們就粗暴地踐踏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一個政府也好，一個黨也好，一個人也好，犯錯在所難免，只有知錯、改錯才能求得進步。越是愛面子，到頭來越是丟面子；越是聽不進批評意見，最終越是遭到眾人的咒罵。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馬克思認為：“人民的信任是報刊賴以生存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報刊就會完全萎靡不振。”由此看來，中國的媒體要想鮮活地生存下去，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發出人民的聲音。

    三
    在國內，大家談論的多是“票子”、“房子”、“車子”和“女子”。我很驚訝，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這么快就低俗起來，中國變成了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我感到，一些拿高俸祿的人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連非洲的中學生都不如，在非洲，我經常見一些中學生聚在一起討論國是。
    社會上，毒奶粉、毒酒、毒茶油、毒洗頭液、毒疫苗屢禁不止，司馬遷在二千多年前就嘲笑這些為獲得財富不擇手段的人：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中華民族是個愛富的民族，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違背良心和道德不擇手段地掠取不義之財。
    我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中國目前的價值觀倒錯。她說，我的價值觀與中國官場上流行的價值觀格格不入，問我感到孤獨嗎？我說，我隨時可以與先賢對話，時刻聆聽子孫的呼喚；我不求讓某些人記住我，只求讓人民記住我，讓歷史記住我。能為人民、為社會做些有價值的事情，比自己當富豪奢侈地揮霍社會財富要安心得多、幸福得多、快樂得多。2005 年9 月9 日我發了《“免費義務教育”的提出凸顯官員是“文盲”+“法盲”》一文，通過列舉世界170 多個國家義務教育免費的事實，批判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泱泱大國義務教育收費的非法性。該文發表后引起了反響，推動了中國義務教育免費的早日實現。2009年，全國初中和小學（包括特殊教育）在校生7121.5 萬，學費按每人每年1000 元計，這就減輕了百姓700 多億元的經濟負擔！每當想到這些，我感到很滿足，也很有成就感，我在為人民做事情，我就在人民中間，這怎么會感到孤獨呢？
    鄒韜奮講：“一個人光溜溜地到這個世界上來，最后光溜溜地離開這個世界而去，徹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盡一個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這也是我的人生觀、價值觀。我不花費納稅人的一分錢進行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這是項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福利的事業，我感到很坦然，很充實，也很愉快。

    四
    有讀者、親朋對我說，你寫這些文章會觸怒一些人，自己要當心安全。聽了這話我感到吃驚。我怎么了？不就說真話嗎？不就表達民意嗎？不就宣揚真相嗎？不就辨別真偽嗎？不就伸張正義嗎？不就打擊腐敗嗎？不就傳播民主嗎？不就探求真理嗎？
    在海外，我有機會就教外國人漢語，我教的第一字總是“人”。我兩腿叉開、雙臂貼身，威嚴地站在那里告訴他們說，這就是Man, 這就是Homme。然后，把“人”寫到紙上，給他們解釋“人”為什么要這樣寫：
    “人”要簡約，要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心胸坦蕩，淡薄名利；
    “人”要穩定，要站穩腳跟，要有立場、有思想，風吹雨打毫不動搖；
    “人”要挺直，要昂起頭顱，像鐵塔那樣，傲然屹立，唯我獨尊；
    “人”歪了就需要有個依靠，那就成了“仆”。
    可就是有人一輩子都寫不正這個“人”字，爭權奪利，爾虞我詐，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就像馬可·奧勒留描述的那樣：人們相互蔑視，又相互奉承；人們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別人，又各自匍匐在別人面前。
    2010 年9 月21 日，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首都華盛頓接見一些中產階級家庭代表時，兩個孩子的母親韋爾瑪·哈特神情凝重地對奧巴馬說：“現在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已經感到筋疲力盡了。你的政策讓我感到徹底地失望。”奧巴馬略顯內疚地答道：“請再給我們兩年的時間，如果到時候狀況沒有改變，你們可以對我們投下反對票�！眹�人也許認為這位母親太沒禮貌，怎么會當面指責總統。這太正常了，她只不過把“人”字寫正了。
    總統也是公民，公民，就是公平的人。
    我在法國讀書時，一次看電視辯論，是大學生與幾個部長辯論艾滋病蔓延的問題。學生指著部長的鼻子大聲訓斥：艾滋病蔓延就是你們造成的，你們天天抓那些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讓他們東藏西躲，生活中陰暗的角落里，缺乏必要的衛生保健條件，這才造成艾滋病蔓延。我想，國內的學生絕不會這么“放肆”，“乳臭未干”就敢在部長大人頭上“動土”。
    在國外那種環境里，我似乎“長膽了”，到總理家做客，也沒感到拘束，有時也與部長據理力爭。
    越來越多的中國女孩嫁給了老外，外國女人嫁給中國男人的卻鳳毛麟角。我曾與外國女人談到這個問題，她們說，中國的男人缺乏雄性激素，小家子氣，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唯唯諾諾不自信，吹牛拍馬沒骨氣，點頭哈腰沒脊梁，隨波逐流沒思想。原來如此！
    男人就是男人。一次，美國紐奧良洪水決堤后，直升飛機救援被圍困在屋頂的災民，男人們等在那里沒有一個動的，看著飛機將女人一個個救出去。那時天色已晚，男人們知道，如果飛機不回來，就有被洪水淹沒的危險。這只是電視上的一個新聞畫面，沒有任何媒體對此專門報道。西方人認為，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把生的希望留給女人和孩子，這是男人的自然德性，無任何新聞價值，也不值得感動。
    這就是責任，一個男人的責任，一個人的責任。
    我認為，人活著要有責任感。首先是對自己的責任，要努力學習，獲得謀生的技能。然后是對家庭的責任，要把家庭成員照顧好，不要讓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最后就是對社會的責任，努力把自己所在的社會建成人道、文明、公正、民主的社會。

    五
    一些人把中國人的奴性歸咎于漫長的封建社會，殊不知，中國的封建王朝絕非全是“一言堂”，在中國傳統文化里，言不由衷、阿諛逢迎、吹牛拍馬、投機鉆營的勢利小人是不齒于人的，被孔子痛罵為：“鄉愿，德之賊也！”
    從漢代開始，朝廷里就設諫官，跟隨皇帝左右，監察皇帝的言行，隨時“批評”皇帝。諫官大多挑選有學問、有氣節、平民出身、沒政治資歷的年輕人，以避免其連群結黨，見風使舵，隨波逐流，不講真話。
    一些歷史書把皇帝的命令描寫成金口玉言，任何人不得違背。其實，那是對皇帝威嚴的崇拜，是對皇權的神化。在唐朝，圣旨是這樣發出的：先由中書省擬定初稿供皇帝畫敕，就是讓皇帝簽發這個命令。但畫敕后的命令并不會生效，還必須經過門下省審核。門下省的諫官們對皇帝的命令品頭論足，認為沒什么毛病，才在皇帝的敕下蓋章，將命令交尚書省執行。
    如果門下省認為皇帝簽署的命令不妥，便“封駁”退還給皇帝，說此命令有問題，不能執行。這頗似美國的“三權分立”，總統權力再大，他的命令沒有國會的簽署，就是廢紙一張。
    歷史上，任何王朝的鼎盛時期無不有個納諫如流的明君。司馬遷為給在戰場上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被漢武帝處以宮刑，但君臣并未因此結仇。司馬遷的《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武帝看了《史記》，見里面有不少罵他祖宗的話，但他包容了司馬遷的觀點，顯示了“罪己詔”皇帝的度量。這就是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原因。
    中國現在的一些“土皇帝”比過去的真皇帝更獨斷專行、暴虐無道。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的“一把手”說一不二，目無法紀，專橫跋扈，為所欲為。一些官員撒謊成性，上瞞領導，下欺百姓，對他們有利的就高喊“與國際慣例接軌”，對百姓有利的便拿出“中國國情”這個擋箭牌。這些年一個又一個的事實證明，當某些官員、專家動輒拿“國際慣例”說事時，他們恰恰是在違反“國際慣例”。
    學術界弄虛作假成風，假文憑、假獎項、假教授、假院士，不但抄論文，還抄家伙，雇兇對打假人士瘋狂報復。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
    列寧警告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

    六
    學術研究就是要說真語，傳真意，擺真相，尋真諦，辨真偽，求真理；它必須是獨立的，不能站在某個立場上，否則，就會在錯誤思想指導下沿著錯誤道路得出一個錯誤結論。
    要想獨立，就必須有自由，包括身體自由和思想自由。沒有自由的研究就是復制，復制限制他自由的人的思想意志，再傳播出去，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樣的研究只能起到麥克風、傳話筒的作用。
    孟德斯鳩說：“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力�！边@不能說，那不能寫，敏感話題不能發，敏感詞匯要刪除，這不是自由，因為沒有法律禁止人們表達和使用所謂的“敏感話題”和“敏感詞匯”。藥只有敏感才能消除身體上的疾病，同理，話題只有敏感才能解決社會問題。
    “應景之作”是沒有生命力的，正如季羨林老先生自己懺悔的那樣：“對中國社會某一個階段的歌頌，對某一個人的崇拜與歌頌，在寫作的當時，我是真誠的；后來感到一點失望，我也是真誠的�！�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并不是人人需要公平正義的光輝，既得利益者就不需要，權貴就不需要，他們需要的是特權，如果公平了，他們就無法攫取更多的利益。
    人民渴望沐浴在公平正義的光輝下，但公平正義的前提是自由，有了自由，才能把自己感到不公平的事情表達出去。如果上訪的路被堵死，言論被“和諧”，那誰知道他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誰知道他們的人權正受到侵犯？言論自由是一切權利之母，如果人民無法表到自己的意愿，公平正義就只能在黑暗里哭泣。
    研究者不要做別人的奴隸，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因為奴隸狀態下的研究難出“正果”，只能生下“怪胎”。沒有自由，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理。

    七
    我贊賞林語堂所言：“我堪能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嘗放棄我的希望……我所說的話，是只說向那些尚未喪失人類基本德性的人們，因為只有這些人才能理解我�！�
    我寫作《你是納稅人嗎？》到文章末尾時，情不自禁潸然淚下。我看著被自己淚滴浸濕的鍵盤，心想：原來我是這么愛著我的祖國和同胞。
    愛國，就像愛自己的身體。愛身體，就要經常到醫院體檢，發現疾患及時治療，這樣，才能保持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愛國，就要找出祖國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修正錯誤路線，這樣，才能讓祖國生機勃勃、蒸蒸日上。馬基雅維利認為，如果能及時預見國家中存在的隱患，隱患則很容易消除；如果早期沒有預見到隱患，任其發展，直到昭然若揭，眾目睽睽，此時的局面則已病入膏肓，很難挽救了。
    愛國，不是愛官員，更不是愛官員的言論。馬克·吐溫對愛國的理解是：我所說的這種忠誠，是對于我們國家的忠誠，而不是對它的制度和官員們的忠誠。國家才是最重要、最實在、最永遠的東西。制度是外表的東西，只不過是國家穿著的衣服。衣服是可以穿破的，會成為破布片，破布片穿在身上會不舒服，既不保暖，也不能防止疾病和死亡……公民如果認為國家的外衣已經穿破，可又保持緘默，不去呼吁換一套新裝，那就是不忠。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為此，中國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中國的貨幣是“人民幣”�，F在，“人民幣”也附炎趨勢、嫌貧愛富，人民手里的錢越來越少，權貴手里的錢越聚越多。人民，不要指望權貴會為我們說話、為我們辦事；人民，還是自醒吧，去看看《憲法》，看我們的哪些權利被剝奪了、被踐踏了�！秶�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八
    本書提出的觀點乃我一己之見，我不敢妄稱我對國家存在的一些問題看得很準、提出的解決辦法會很有效，但我敢問心無愧地說，這本書是我帶著對祖國、對人民深厚的感情寫出來的，每個字上都留有我的體溫。果戈里說出了我的心聲：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縱然只能效綿薄之力，我也會熱血沸騰。
    我不想走進什么殿堂，我愿讓我的靈魂留在泥土里蠕動，因為那里能給我營養。
    我希望本書引起廣泛的討論，因為我相信她存有真理，真理就像燧石，受到的敲打越猛烈，發出的光輝就越燦爛。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雨果說：“未來將屬于兩種人：思想的人和勞動的人。實際上這兩種人是一種人，因為思想也是勞動�！蔽液粲踝x者朋友們和我一起，為了祖國更美好的未來，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為了我們子孫后代的福祉，思想吧，勞動吧。

（本文為作者原稿，《85%的人應該漲工資》出版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