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美）安吉爾 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如果有人說，決定給患者開什么藥的不是醫生，而是醫藥企業，你是否會覺得不可思議甚至無法接受？然而，這卻是事實。瑪西婭·安吉爾在其著作《制藥業的真相》中，揭示了這一切是如何發生和運作的：對于青年醫生，美食和友情足以影響處方筆的軌跡；對于著名專家，奉承的殺傷力更大。當然還有一種東西不可少——有偽裝無偽裝的金錢。
    瑪西婭·安吉爾是《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前主編，寫作此書時在哈佛醫學院社會醫學系就職。在美國，她是健康政策和醫藥倫理領域內知名的專家，以對醫療保健系統直言不諱的批評著稱。《時代》雜志曾將她提名為當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人之一。
    制藥業是與人關系最為緊密的產業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曾幾何時，它以關愛生命和銳意創新贏得尊重與信任。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制藥業逐漸蛻變為巨型的市場營銷機器，而它營銷的重點人群無疑是醫生，干這種事的人被稱為醫藥代表。
    在世界范圍內，醫藥代表已經不是什么秘密職業，盡管他們的活動仍多不為人所知曉。安吉爾稱，在美國，制藥公司派出了88000名銷售代表到醫生的辦公室去。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分發免費試用品，還有許多給醫生個人的禮物，同時吹噓自己公司的產品。這是一支非常高效的隊伍。他們在每一所稍具規模的醫院里徘徊，尋找機會與醫生搭話，送出各種各樣的禮物來為他們的工作鋪路。醫生們很快就招架不住這種攻勢。
    除了在醫院，醫藥代表還會出現在學術會議上，甚至可能進入手術室和準備室中。病人通常會將推銷員誤當做醫生——當推銷員對治療提出建議的時候，這個誤會就更深了。例如，《波士頓環球報》報道的案例。當做完乳腺癌的化療之后，她去見醫生，發現診室里有另一個男人。醫生告訴她這個陌生人正在“觀察我的工作”。直到后來她才知道那個人是強生公司分部的藥物推銷員。
    在制藥公司那里，醫生可能得到非常昂貴的禮物以及“罕見的尊重”。《今日美國》的一篇社論寫道：“圣誕樹，華盛頓紅人橄欖球隊比賽的免費入場券，順帶有香檳接待酒會，全家到夏威夷度假，大把的鈔票，這些禮物可能會使公共官員和政府承建商腦袋里充滿‘受賄’的紅色警報，但是，很多醫生并不這樣認為，他們收下了這些令人下巴都要掉下來的禮物。”
    如果只是賠笑、送禮，那么這個行業的營銷不免缺少技術含量。事實上，決不至于此。
    不管在哪個國家，大多數情況下醫生都被要求在執業生涯中接受后續教育，以保持他們的行醫資格。這項要求十分嚴格，并且教育必須由鑒定為合格的機構提供。“誰為這些教育付費呢？你也許以為是醫生為自己的后續教育付費，因為其他很多職業都是如此。你錯了。2001年，制藥公司支付了后續醫藥教育60％的費用，并且這個比例后來還在不斷增大。”安吉爾寫道。
    制藥公司在醫生的“教育”活動上表現得異常慷慨。這種教育通常是雙向的。公司向醫生提供信息，醫生再向公司反饋信息。但是，錢卻是單向的——從制藥業流向醫生。醫生可以以“咨詢師”或是“建議者”的身份受邀去豪華餐廳參加晚宴，或者去奢侈的地方公費旅游。醫生聽完演講者的發言之后，只需談幾句他對公司的藥物或廣告推廣活動的看法即可。
    不過，對于領袖人物，小恩小惠就不起作用了。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專家，他們在醫學院或教學醫院工作，撰寫論文并編輯教材，還在醫學會議上做演講——所有這些活動都會極大地影響他們所在領域內藥物的使用。制藥公司給他們大量的便利條件，邀請他們擔任公司的榮譽咨詢師和演講者，為他們到豪華之所參加會議付費，表面上卻假裝是為了聽取這些人的建議。實際上，思想領袖通常都是臨床醫生，他們是在藥物被開發出來之后才研究藥物的。他們能給制藥公司帶來的利益只不過就是說服其他更多的醫生開處方罷了。
    毫無疑問，制藥公司不是散財童子。這些費用是要納入成本里而由別人來承擔的——每一個拿到處方的患者。安吉爾給了個數據：2001年，患者因為這種銷售推廣活動而承受了30％的藥價漲幅，大約191億美元。這才是游戲的本質。
    美國已經對醫生和制藥公司之間的共生共榮關系變得警惕。美國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的總監察長辦公室提出了一項警告，給醫生贈送巨額禮物可以按照“反回扣法”來量刑。這些警告對極端行為有所威懾，但是“指南”的執行是自愿的，甚至警告本身都充滿了法律上的漏洞。
    在一次臭名昭著的案件發生后，美國藥物研究與制造商協會發布了與美國醫學會相似的自律性“指南”。“指南”規定贈送給醫生的禮物價值不應超過100美元，并且要求禮物應當與疾病治療相關——例如書籍等。對此，安吉爾質疑頗多：該指南并沒有規定贈送禮物的頻率。它也沒有告訴我們，既然這些禮物的成本最終都要算入藥品價格中去，為什么還允許制藥公司向醫生送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