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美）彼得·考夫曼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窮查理寶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錄》（中文版）在投資界及財經出版界引起了較大轟動。我想起，2009年《芒格傳》中文版出版后寫的小書評，記得當時引述了書中一個簡短故事，說芒格是那個讓比爾·蓋茨干等一個半小時的人。
    話說比爾·蓋茨與巴菲特關系親密，《滾雪球》的作者把他稱為巴菲特的第三個兒子。在蓋茨結婚一周年紀念日期間，巴菲特在自己的翡翠灣住所，請來了兩屆橋牌冠軍兼緋聞女友沙倫·奧斯伯格，張羅 “新年橋牌會”（蓋茨結婚日是1月1日）。巴菲特、比爾?蓋茨、沙倫·奧斯伯格都非常守時，興致勃勃圍著桌子準備玩牌時，才發覺第四個人還沒到來。45分鐘之后，巴菲特變得焦躁不安起來，突然他從自己的椅子上跳起來說道：“我知道他在哪兒！”說著，拿起電話撥通了洛杉磯鄉村俱樂部的號碼。
    原來，這個人還在打高爾夫球，他把橋牌之約忘記了！這第四位大人物就是查理·芒格。等他出現在牌桌前，只說了句“新年快樂！我們開始打牌吧。”一句道歉話都沒有，其他三人目瞪口呆良久。
    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讓比爾?蓋茨在結婚一周年紀念日等待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還是通過《窮查理寶典》一書中，比亞迪大股東李路寫的中文版序了解芒格的更詳細信息吧。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
    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說，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么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于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么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在他漫長的一生中，持續不斷地收集并研究關于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治、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并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確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 50 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確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這點上他和富蘭克林非常相似，類似于一位 18、19 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近代很多第一流的專家學者能夠在自己狹小的研究領域內做到相對客觀，但一旦離開自己的領域不遠，就開始變得主觀、教條、僵化，或者干脆就失去了自我學習的能力，所以大都免不了瞎子摸象的局限。查理的腦子就從來沒有任何學科的條條框框。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一個角落。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只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并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確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查理在本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如何才能獲得這樣的“普世智慧”。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于對知識的誠實。他認為，這個世界復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著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并隨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思想上的盲點。我們對于自己的專業、旁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或許能夠做到客觀，但是對于天下萬事萬物都秉持客觀的態度卻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違人之本性的。但是查理卻可以做到凡事客觀。在這本書里，查理也講到了通過后天的訓練是可以培養客觀精神的。而這種思維方式的養成將使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預測到別人預測不到的未來，從而過上更幸福、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真正可以得到的真見卓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確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內。一種不能夠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查理鄰座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然而查理講的“理性”卻不是我們一般人理解的理性。查理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正是這樣的“理性”，讓查理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既使對于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一個復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伯克希爾投資比亞迪的經過就是一個例證。記得 2003 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談到比亞迪時，他雖然從沒有見過王傳福本人，也從未參觀過比亞迪的工廠，甚至對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也相對陌生，可是他當時對比亞迪提出的問題和評論，今天看來仍然是投資比亞迪最實質的問題。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說：“本杰明?格雷厄姆曾經教我只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巴菲特 50 年來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強調，查理對他本人和伯克希爾的影響完全無人可以取代。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于由于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鐘。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即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早在 1990 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產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將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08 年和 2009 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從另一方面講，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為防范類似災難的出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知識，特別值得政府、金融界、企業界和學術界重視。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相對于任何來自象牙塔內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比如說，據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十幾年后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而查理在本書最后一講“人類誤判心理學”中所展現出的理論框架，在未來也很可能得到人們更廣泛的理解和應用。 
    查理的興趣不僅限于思考，凡事也喜歡親歷親為，并注重細節。他有一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雙體游艇，而這艘游艇就是他自己設計的。他還是個出色的建筑師。他按自己的喜好建造房子，從最初的圖紙設計到之后的每一個細節，他都全程參與。比如他捐助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他自己親自設計的，這包括了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宿舍樓、哈佛—西湖學校科學館以及亨廷頓圖書館與園林的稀有圖書研究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認識查理是在 1996 年，那時他 72 歲。 到今年查理 86 歲，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在這十幾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沒有變化。他永遠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會議永遠是七點半開始。同時由于某些晚宴應酬的緣故，他的睡眠時間可能要比常人少，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記憶力驚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講的比亞迪的營運數字，我都已經記憶模糊了，他還記得。86 歲的他記性比我這個年輕人還好。這些都是他天生的優勢，但使他異常成功的特質卻都是他后天努力獲得的。 
    查理對我而言，不僅是合伙人，是長輩，是老師，是朋友，是事業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從他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價值投資的道理，也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讓我明白，一個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時機固然重要，但人的內在品質更重要。 
    查理喜歡與人早餐約會，時間通常是七點半。記得第一次與查理吃早餐時，我準時趕到，發現查理已經坐在那里把當天的報紙都看完了。雖然離七點半還差幾分鐘，但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讓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約會時，我大約提前了一刻鐘到達，發現查理還是已經坐在那里看報紙了。到第三次約會，我提前半小時到達，結果查理還是在那里看報紙，仿佛他從未離開過那個座位，終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個鐘頭到達，六點半坐那里等候，到六點四十五的時候，查理悠悠地走進來了，手里拿著一摞報紙，頭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漸了解到，查理與人約會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費時間，會拿出準備好的報紙翻閱。自從知道查理的這個習慣后，以后我倆再約會，我都會提前到場，也拿一份報紙看，互不打擾，等七點半之后在一起吃早餐聊天。 
    偶然查理也會遲到。有一次我帶一位來自中國的青年創業者去見查理。查理因為從一個午餐會上趕來而遲到了半個小時。一到之后，查理先向我們兩個年輕人鄭重道歉，并詳細解釋他遲到的原因，甚至提出午餐會的代客泊車（valet park）應如何改進才不會耽誤客人 45 分鐘的等候時間。那位中國青年既驚訝又感動，因為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一位地位如查理一般的長者會因遲到而向小輩反復道歉。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參加了一個外地的聚會。活動結束后，我要趕回紐約，沒想到卻在機場的候機廳遇見查理。他龐大的身體在過安檢檢測器的時候，不知什么原因導致檢測器不斷鳴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檢，如此折騰半天，好不容易過了安檢，他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可查理也不著急，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書坐下來閱讀，靜等下一班飛機。那天正好我的飛機也誤點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問查理：“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伯克希爾也有專機，你為什么要到商用客機機場去經受這么多的麻煩呢？” 
    查理答：“第一，我一個人坐專機太浪費油了。第二，我覺得坐商用飛機更安全。”但查理想說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條：“我一輩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為擁有了錢財而失去與世界的聯系，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單間，隔絕在占地一層的巨型辦公室里，見面要層層通報，過五關斬六將，誰都不能輕易接觸到。這樣就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書，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查理任何時候都隨身攜帶一本書，即使坐在經濟艙的中間座位上，他只要拿著書，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圖參加一個董事會，依舊按慣例坐經濟艙，他身邊坐著一位中國小女孩，飛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積分的功課。他對這個中國小女孩印象深刻，因為他很難想像同齡的美國女孩能有這樣的定力，在飛機的嘈雜聲中專心學習。如果他乘坐私人飛機，他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雖然嚴于律己，卻非常寬厚地對待他真正關心和愛的人，他不吝金錢，總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個人的旅行，無論公務私務都搭乘經濟艙，但與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時，查理便會乘搭自己的私人飛機。他解釋說：太太一輩子為我撫育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體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顧好她。 
    查理雖不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但因他太太是斯坦福校友，又是大學董事會成員，查理便向斯坦福大學捐款 6000 多萬美金。 
    查理一旦確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輩子。比如說他在哈佛—西湖學校及洛杉磯一間慈善醫院的董事會任職長達 40 年之久。對于他所參與的慈善機構而言，查理是非常慷慨的贊助人。而且查理投入的不只是錢，他還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確保這些機構的成功運行。 
    查理一生研究人類失敗的原因，所以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認為人對自己要嚴格要求，一生不斷提高修養，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生活方式對查理而言是一種道德要求。在外人看來，查理可能像個苦行僧，但在查理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夠讓人過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這么獨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獨特的話，他們也不可能一起在 50 年間為伯克希爾創造出在人類投資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業績。近 20 年來，全世界范圍內對巴菲特、芒格研究的興趣愈發地強烈，將來可能還會愈演愈烈，中英文的書籍汗牛充棟，其中也不乏獨到的見解。說實話，由我目前的能力來評價芒格的思想其實為時尚早，因為直到今天，我每次和查理談話，每次重讀他的演講，都會有新的收獲。這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對他的思想理解還是不夠。但這些年來查理對我的言傳身教，使我有幸對查理的思想和人格有更直觀的了解，我這里只想跟讀者分享我自己近距離的觀察和親身體會。我衷心希望讀者在仔細地研讀了本書之后，能夠比我更深地領會芒格主義的精要，從而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有更大的幫助。 
    我知道查理本人很喜歡這本書，認為它收集了他一生的思想精華和人生體驗。晚年的查理時常引用下面這句出自《天路歷程》中真理劍客的話來結束他的演講：“我的劍留給能夠揮舞它的人。”通過這本書的出版，我希望更多的讀者能有機會學習和了解芒格的智慧和人格，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有可能通過學習實踐成為幸運的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