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比爾·麥吉本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雖說列夫·托爾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之論已成經典，可事實上，對于何為幸福以及如何達到幸福，人類的理解從未完全取得一致。在希臘人，止于至善是最大的幸福，而在英國功利主義鼻祖邊沁那里，快樂則是最大的道德，“自然把人類置于兩位公主——快樂和幸福——的主宰之下。只有它才能指示我們應當干什么，決定我們將要做什么。是非標準、因果聯(lián)系，俱由其定奪。凡我們所行、所言、所思，無不由其支配”。借此，他為功利主義奠定了苦樂的計算，由后者引發(fā)的效用理念在現(xiàn)代經濟學中引申達到極致，最為代表大概當屬“邊際三杰”之一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杰文斯，他直接將經濟學呼之為“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經濟學的任務在于“以最小的努力滿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厭惡的代價獲取最大欲望的快樂,使快樂增至最大限度”。
    世界在變，今天人們早已明白，繁榮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將人類導向最終福祉，經濟學及其對幸福的理解，尤其“效用最大化”終極目標遭遇頗多質疑。隨著環(huán)境問題的日漸嚴峻，低碳經濟的口號日漸成了主流，美國知名環(huán)保人士比爾·麥吉本在其新著《幸福經濟》中明確表示，“我們需要新的功利主義”，因為在英國哲學家邊沁之后，創(chuàng)造幸福的理論已經改變。
    在比爾·麥吉本看來，人類過去的經濟模式一直遵循著“更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則為之創(chuàng)造了一套神奇的實踐工具：更有效率，達到更大的經濟規(guī)模。以往，通過掠奪資源以及更新技術，人類看起來似乎可以同時占有“更多”和“更好”，但在今天，發(fā)展似已接近極限，自然早不堪重荷，“更多”和“更好”遂分道揚鑣。更重要的是，研究數(shù)據揭示了一個有趣現(xiàn)象：通常，在人均收入達到一萬美元時，金錢可以購買到快樂。超過這個點之后，金錢與快樂的關聯(lián)性就消失了。于是，隨著財富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人們并沒有因此變得更快樂，相反，今天的經濟增長不再讓大多數(shù)人更富有，反而會造成不公平和不安全，“經濟增長與物質限制之間的嚴重沖突，如氣候變化和石油峰值（peak oil），使得持續(xù)擴張經濟變成不可能的任務，貿然嘗試則會產生危險。事情還不只如此。我們開始了解到一個不可預期的因素：來自多方的新研究表明，即使經濟增長確實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但財富增加并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快樂。”
    麥吉本曾數(shù)度來中國考察，深入農村與工廠調查，據他判斷，中國奇跡背后的環(huán)境代價，可能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8%或10%要用來處理污染和污染對健康產生的影響，他因此希望中國權衡利弊。麥吉本批判西方經濟模式，認為那是以化石燃料為主、以汽車為中心的拋棄型經濟，覺不是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可以負擔的模式。如果到了2031年，按照中國的增長速度很可能已接近或達到美國的收入水平，可若按美國人的消耗水準，意味著中國將吃掉13.52億噸糧食，那是 2004年全球糧食產量的三分之二；一天會用掉9900萬桶石油，比全世界目前每天用量還多2000萬桶；每年將使用28億噸煤，比目前全球產量25億噸還多；車輛將達到11億輛，接近目前全球總量的一半！
    那么，除了西方舊模式之外，還有什么可能的模式？ 比爾·麥吉本把以往人類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經濟產量的簡單模式歸結為“牛頓經濟學”，他致力倡導一種新的、更能帶來幸福感的經濟學，他稱之為“愛因斯坦經濟學”，也就是重新定義發(fā)展：更側重區(qū)域而不是全球；集中在建立和維持強大的社區(qū)，而不是建立經濟個人主義的文化；它不應該從古典經濟學家的市場觀點來看所謂的典范，而應該更加關注生態(tài)的部分；它應該將目標放在可持續(xù)性而不是增長率上；它應該避免某些預言家所說的浪漫幻想，轉而支持務實者的觀點——前者主張追求無休止的財富，而后者主張彼此互助，一如數(shù)千年人類生存中表現(xiàn)的行為。
    麥吉本在本書中一再向萊亞德致敬，因為他借鑒了萊亞德經典著作《幸福》中的一些觀點。曾擔任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顧問與英國上議院議員的萊亞德被，稱為英國首席幸福經濟學家，他在《幸福》一書中提出了影響幸福的“七大因素”：家庭關系、財務狀況、工作、社區(qū)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
    比爾·麥吉本頗為重視萊亞德提出的社區(qū)因素，這本《幸福經濟》英文原名是DEEP ECONOMIC，副標題便是“The Wealth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urable Future”，足見社區(qū)經濟或者本地經濟的模式，是麥吉本看好的可能模式。
    經濟學的理性人思維認為，人類主要是個體而非社區(qū)成員，因為個體追求經濟超高效率并非壞事。比爾·麥吉本顯然不認同這點，他強調，體制和經濟已經變得太大，需要開始向下修正，需要朝較小和較本土化的社區(qū)轉變，以保持生態(tài)可持續(xù)性，提高人類的滿意度，同時，社區(qū)還可以加強人際接觸。他甚至主張發(fā)行本地貨幣。這個設想看起來很美，不過實施并不容易，麥吉本于是悲嘆實踐理想道路上面臨功利主義魔咒：“如果高度個人主義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該如何應對？”
    不過，與酣暢淋漓的尖銳批判對比，麥吉本的建設性提議也許就達不到相同的高度了。這又不得不回到邊沁，他所謂“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確與錯誤的衡量標準。”，而這里的最大多數(shù)在他看來接近于個人幸福的集合，無疑有著深厚的個人主義色彩，他甚至批判“共同體的利益是道德術語中所能有的最籠統(tǒng)的用語之一，因而它往往失去意義。”
    本地經濟的好處顯然易見，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本地化同樣也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比如效率低下、保護主義橫行、集體主義的滋生等等。在今天，田園牧歌的世外桃源很難獨立于世——如何在全球化的框架之內，利用市場原則使得本地經濟有序適度，更大程度接近幸福經濟，才是更為現(xiàn)實的策略。
    功利主義是一個含有太多誤讀太多誤解的詞語，姑且不論如今行為功利主義、準則功利主義之間的諸多異同，即使古典主義功利主義也存在不同的維度。被認為邊沁衣缽傳人的約翰·密爾，就由功利主義推出了從單純的快樂升華到合乎正義的幸福觀：“功利主義認為行為上是非標準的幸福并不是行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與這行為有關的人的幸福。”也許，回到密爾，是當今尋求可持續(xù)經濟模式的一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