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內航空煤油價格變動情況，國內航線旅客運輸燃油附加費從1月21日起下調。

    “長期以來的生產要素低價政策，不僅使我國的能源資源大量流向海外，也使得高耗能、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大行其道。”在日前于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中國能源投資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清泰如是說。
    提高能源資源產品價格，以遏制高耗能、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包括陳清泰在內的多數專家學者的一致呼聲。然而在論壇之外的采訪中，記者發現，有些專家及多數消費者從體恤民生的角度出發，并不贊成對能源產品提價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資源低價政策支撐高耗能節能形勢日益嚴峻

    近年來，由于重化工業發展迅速，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加快，國際制造業大規模向我國轉移，高耗能產品迅速發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再加上低生產能力淘汰遲緩，我國能源和主要礦產資源的消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態勢。
    有關數據表示，“十五”期間，我國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產品成倍增長，其中八個高耗能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出40%左右。五年間，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從13.9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2.5億噸標準煤，增量遠遠高于過去20年能源消費增量的總和。2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匯率計算約占世界的5%，但與之相伴的卻是消耗了世界石油的7.8%、原煤的39.6%、粗鋼的31.8%和水泥的47.7%。
    “在高耗能的同時，我國對能源資源的低效利用也是不爭的事實。”陳清泰告訴記者，目前我國能源總效益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約10個百分點，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也由過去20年的0.5迅速增長到1.0以上。
    “構成當前高耗能、低效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長期以來的生產要素低價政策。” 在陳清泰看來，能源消耗大、利用效率低是資源依賴型發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而之所以對資源如此依賴，其重要原因就是能源資源的低價政策和環境監管不到位所導致。
    “由于政府掌握著重要資源的配置，并嚴格控制重要生產要素價格，且環境監管不到位，稀缺生產要素的價值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大多被隔離在政府層面，經濟信號無法正常傳遞。”陳清泰表示，一方面，黨中央和國務院就節能優先、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科學發展的行政性信號已經十分明顯；但另一方面，由于過多的行政干預和人為扭曲，能源環境的壓力并沒有充分轉變為價格信號和更加嚴格的環境執法，高耗能、低效率的生產方式依然大行其道。
    “現在企業可以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環境管理也不到位，而他們的利潤卻在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誰也不會平白無故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誰也不愿意冒險進行技術創新。在資源的低價政策下，誰多消耗了資源，誰就多分享了經濟利益；在環境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認真治理污染的企業通常會喪失自身市場競爭力。”陳清泰如是表述。
    對能源大量、低效的利用使我國的節能形勢相當嚴峻。國務院能源辦公室副主任徐錠明用加法與減法的比喻闡釋了我國目前節能工作的緊迫性。“無止境地做加法是沒有前途的，腳踏實地地做減法才是明智之舉。”徐錠明告訴記者，所謂“加法”就是生產能源，近幾年來，無論是大型電廠建設、水電站建設、煤礦開發還是油氣田開采，我國能源在產出環節已不是難題；而所謂“減法”就是節能，是提高效率。“從某種意義上說，節能就是生產能源，‘減法’就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加法’。”

專家建議以價格改革推動節能降耗

    “單位GDP能耗水平降低20%，這將成為‘十一五’期間我國能源工作最為嚴峻的挑戰，而以價格信號為主導的市場機制應該比政府的行政干預措施更為見效。”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告訴記者，“為實現‘十一五’規劃中有關能源與環境的目標，政府應該以政策工具調控市場，以價格的力量逼迫市場主體選擇節能環保的發展模式。”
    如何通過更加合理的價格機制真實反映能源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達到節能降耗、減排環保的目的，已成為我國“十一五”能源規劃的重中之重。權威人士透露，以目前正在制定中的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為代表，能源資源價格改革將在“十一五”期間全面展開，而這將被視為我國向高耗能、低效率的生產方式發出的有力挑戰。
    “能源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很多國家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都要對本國主要能源產品的價格進行控制，他們的初衷是為了保證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行，但是他們逐漸發現，這樣的行政干預其實也有很多副作用。”陳清泰表示，我國必須大力推進能源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摒棄政府的行政干預，讓市場成為最終決策的主導。而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通過制定相關稅費政策等適度調控，促使價格能夠真實反映出資源的稀缺程度。
    以正在商討中的成品油價格改革為例，陳清泰告訴記者：“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下，我國大陸地區一升汽油價格僅五元左右，而在香港地區和歐洲的很多國家，一升汽油則約合人民幣14元，汽油的價格落差相當大，柴油價格也同樣如此，這就使得港澳地區很多貨車都到大陸加油。再加上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幾乎每一件出口的商品中都有成品油的含量，因此中國政府實際上間接地為全球的中國商品消費者提供了補貼。”
    與國際接軌成為我國成品油價格改革的方向之一，而這也預示著國內成品油價格將徹底放開。“老百姓大都希望成品油價格能夠一降再降，但實際上從國家的能源戰略上而言，成品油漲價的積極意義似乎更加重大，全面提升生產要素的使用成本，改變我國一直所奉行的低價政策，有利于推動節能環保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一位業界觀察家如此表示。

能源資源產品提價不宜“一刀切”

    帶著論壇上的聲音，記者走訪了一些普通消費者，私家車主郭先生的想法具有代表性。郭先生告訴記者，今年年初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下調是件惠民的好事，雖然今后不排除成品油價格會繼續上漲，但希望政府能夠多從民生的角度考慮，在通過價格手段遏制高耗能產業的同時，不要給百姓平添過多的經濟負擔。
    正是考慮到大多數百姓和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一些專家對現階段能源資源價格的徹底放開持有保留意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鄧郁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長遠看，國內石油價格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放開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價格。但在競爭性市場結構尚未建立，市場競爭還不充分的條件下，完全放開價格不現實。因此，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要采取穩步推進的方式進行。
    在鄧郁松看來，目前我國需要的能源資源定價機制應能滿足以下幾個要求：一是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價格的確定要反映市場供求變化；二是適應加入WTO后市場逐步開放的要求，堅持與國際市場接軌；三是以企業為主體，國家適度管理；四是考慮國內市場供求、生產成本和社會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建立上下游企業間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相關行業的價格聯動機制、對部分弱勢行業和弱勢群體適當補貼的機制。“由于國內目前在汽油、柴油的生產、進口和批發等環節仍主要由中石化、中石油兩大集團公司所主導，政府對石油市場的監管措施仍需進一步完善，現階段完全放開國內成品油價格的條件尚不具備。”鄧郁松如是說。
    中國石油煉油與銷售公司副總經理、高級經濟師田景惠也向記者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隨著國內石油對外依賴度的增長和國際油價的大幅走高，國內油價機制改革勢在必行。但成品油價調整涉及公共交通、出租車、私家車等，與居民生活直接相關，具有極高的敏感度。”田景惠認為，改革價格機制雖然是以促進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和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為目的，但必須同時考慮到國內市場的實際承受能力。因此，應建立石油與相關行業的價格和稅收的聯動機制，通過稅收政策，適當調節強勢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分配。
    電價改革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幾年前就提出“遞增制階梯電價”的國際能源經濟協會資深電力專家朱成章告訴記者，居民電價上調不宜搞“一刀切”，而應該以用電家庭為單位推廣“遞增制階梯電價”。所謂“遞增制階梯電價”是指把戶均用電量設置為若干個階梯，第一階梯為基數電量，每千瓦時電價也較低；第二階梯電量較高，電價也較高一些，第三階梯電量更多，電價也更高。即隨著戶均消費電量的增長，每千瓦時電價逐級遞增。
    朱成章說，“遞增型階梯電價”因為照顧到低收入人群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用電要求，又被稱為“窮人電價”；同時，這種電價機制還可有效地抑制電力浪費現象，比如一戶人家四個房間有四臺空調、三臺電視、兩臺冰箱，如果都打開，電能消耗就會超過基數電量，要掏高價電費。以此方式引導居民節約用電，合理用電，比純粹“口號倡導型”節約用電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