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后危機時代，國際分工體系變化、低碳潮流化、各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美元與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貿易摩擦常態化、國際熱錢進出等多種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將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些外部環境因素普遍聯系、互相影響、縱橫交錯，共同組成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外部挑戰。新華社經濟分析師從預警的角度對這些外部挑戰進行了梳理，并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參考建議。
   
　　挑戰之一：國際分工體系面臨巨變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一輪全球技術與產業的大變革，全球利益的大重組，可能形成國際分工體系的大“換血”，從而最終再造全球經濟分工體系。

　　綜合來看，目前國際分工體系已經或將要發生的巨變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面臨經濟再平衡，國際分工體系將出現新的格局。危機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的討論中缺乏話語權，八國集團(G8)一度以工業國代表的名義對國際重大事務指手劃腳。但在本輪危機中，發展中國家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其國際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
　　其二，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力量尋求新的平衡，國際分工體系將面臨重新洗牌。金融體系是本輪危機的爆破口，其受損程度也最為嚴重，盡管目前恢復速度很快，但卻讓仰仗虛擬經濟聚攏資金的西方國家心有余悸。因此，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紛紛提出戰略轉型，重振制造業，鞏固實體經濟根基。無論這些努力最終是否能夠實現，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和金融業都將面臨重新調整，產業中心和全球布局都將出現新的變化。
　　其三，科技革命將進一步再造國際分工體系的基礎，使國際分工體系發生格局性巨變。新能源革命或許將以可再生能源利用為基礎、重構人類使用能源的創新體系。目前歐美日紛紛搶占新能源革命的制高點，其更深的意圖在于建設更為先進、更具競爭力、面對未來的基礎設施，以再次開啟經濟增長引擎，并再次主導全球經濟發展，重塑全球國際分工體系。
　　其四，經歷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正試圖從當前的美元本位向使用紙幣通貨與“能量通貨”的“雙本位”時代發展，以再造國際分工體系的體制核心。所謂“能量通貨”實際上是一種有管理的能量制度。能量也將成為與紙幣并列的通貨。
　　國際分工體系巨變勢必給我國帶來巨大挑戰，我國應未雨綢繆做好國際分工體系巨變的準備。
　　首先，我國應保持政策的連貫性與穩定性，繼續奉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對外政策。其次，應努力實現從出口依賴型向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加注重自身經濟結構調整，積極主動地確立在未來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其三，加快發展新能源，再造能源利用方式，在國際危機重建中以科技創新在國際分工中爭取有利地位。其四，針對美歐等國家試圖建立能量通貨制度并借此重建全球國際分工的意圖，我國一方面應順應時代趨勢，加快發展新能源，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另一方面宜從實際出發團結發展中國家，爭取在國際談判中謀求更大的談判空間，盡量推遲實施能量通貨的時間。

　　挑戰之二：全球低碳經濟潮流涌動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特征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可以說，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經在全球打響。

　　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主要發達國家已經宣布的低碳經濟發展計劃總規模已超過5000億美元。就近期而言，以下問題值得我國重視和警惕：
　　其一，高碳產品成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可以預見今后一段時間，西方國家通過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對我國高碳產品征收關稅將呈增加之勢。
　　其二，我國將為低碳技術買單。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正在為新一輪經濟發展布局，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同時，利用碳減排道德的制高點，通過技術和資金的優勢，盡可能打壓對手的競爭力。由于整體科技水平不高，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大量購買美國、西方的技術設備和產品。
　　其三，標準制定將是我國的掣肘。美國是一個很擅長建立新標準的國家，低碳經濟大勢已定，若由美國來制定標準，不接受不符合節能標準的產品進入市場，我國將再次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但國際上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考量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和警惕。建議：一、我國要順應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和經濟低碳化的國際潮流，努力提高自身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二、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開發新能源為抓手，重點扶持低碳經濟產業鏈中的新興行業。三、發展低碳經濟要與我國大力推進的節能減排、調整產業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緊密結合起來。

　　挑戰之三：外部市場經濟復蘇波動與反復

　　外部市場疲軟使我國就業和出口遇到了較大的沖擊，隨著危機的高潮已經過去，預計外部環境會有所好轉，但歐、美、日和新興經濟體復蘇道路并不平坦。

　　其一，美國債務驅動模式面臨轉型，市場消費短期內難以明顯好轉，我國對美出口難以迅速恢復。很多專家認為，美國經濟復蘇呈現出明顯的“政府驅動型”特點，在消費、住房市場以及銀行業等關鍵性經濟指標上，美國經濟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消費也難以在短期內明顯好轉。
　　其二，歐盟經濟萎縮導致消費需求減弱，其進口增速也隨之放緩，對中歐經貿發展造成極大壓力。一方面，歐盟失業率高企，內部消費不振，對海外產品需求的恢復有限。另一方面，經濟日益復蘇過程中，歐盟的保護主義傾向也不斷增強。鑒于未來歐盟經濟的復蘇力度較弱，2010年我國對歐盟的出口形勢仍不容樂觀。
　　其三，日本通貨緊縮導致需求難有起色。日本經濟正從戰后最嚴重的衰退中逐漸復蘇，但是過程非常緩慢，其中還存在比較明顯的不確定性。通貨緊縮是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這一問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能力全面過剩、供給大于需求，這主要是由于國內外市場需求的不足。
　　其四，東盟與我國出口結構類似導致競爭加劇。我國與東盟在自然稟賦、生產傳統、技術水平、市場輻射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均有相似之處，雙方在出口產品結構以及出口市場結構方面都十分相似。隨著全球和東盟經濟的逐步復蘇，我國的出口市場必然面臨著東盟越來越強勁的競爭。

　　挑戰之四：刺激政策退出時機難以把握

　　后危機時代，如何有序地退出擴張性貨幣政策將是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面臨的一個艱巨的任務，這也已經成為市場最關注的政府行為之一。

　　目前已經有不少國家采取了貨幣政策的退出行動，各國的貨幣政策甚至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跡象。各國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國經濟復蘇的不平衡以及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澳大利亞、挪威能夠率先采取加息政策，首先得益于經濟復蘇的步伐較快。
　　此前，歐洲、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先后多次宣布，鑒于經濟復蘇依然比較脆弱且通脹壓力都依然存在可控范圍之內，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將繼續保持利率水平不變。經濟復蘇前景不夠穩定是各主要發達經濟體不敢輕易改變利率政策的主要原因，但危機應對過程中注入的大量的流動性導致了通脹壓力日趨增大，又迫使這些發達經濟體不得不有所考慮。
　　如果不出意外，中東、拉美等一些資源出口國以及經濟復蘇增長明顯好轉的新興經濟體將先于發達經濟體而進行加息。但采取公開市場操作業務逐步收回市場流動性將會是世界各國的普遍選擇。
　　近一年來，我國得益于國內投資和需求強勁拉動，經濟增長形勢喜人，引領亞太經濟增長。但應該清楚認識到，未來國內投資和需求增長是否可持續、通脹預期是否還在可控范圍之內值得關注。
　　從目前的形勢看，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保證經濟平穩持續增長至關重要。

　　挑戰之五：貿易摩擦趨于常態化

　　我國外貿行業從危機中恢復并實現產業升級預計將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而且出口仍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擔當推動我經濟發展的主力。因此，應謹防貿易摩擦潮來襲，擾亂我外貿產業發展。

　　近來出現貿易摩擦常態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世貿規則不公平的外部原因，也有我國產業發展的內部原因。但在后危機時代，企圖打壓我國外貿出口、遏制我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因素不可小覷。
　　從政府層面看，我們認為，貿易摩擦的應對機制應包括戰術應對和戰略取向兩個部分。戰術應對是為了及時消除或減輕貿易摩擦，而戰略取向則是要長期防范或減少貿易摩擦。
　　首先從戰略思想上，我們不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抱有任何幻想，要全盤掌控其政治及經濟企圖，充分準備貿易反制措施，掌握主動權。其次在戰術上，要審時度勢，做到“快、準、穩”：既要果斷出擊，又要擊中其要害，同時也要把握好力度。
　　長期而言，我國仍應通過各方面的努力，暢通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交往渠道，降低未來遭受貿易摩擦的風險。對外而言，要利用一切國際機制和外交場合，爭取更多國家承認我市場經濟地位、積極推動修訂世貿規則；對內而言，則要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調整外貿結構，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組織的協調作用，加大對世貿組織規則的宣傳。
　　從企業層面來看，成功應對貿易摩擦有助其提高國際知名度；即使敗訴，也可成為推動其成長并與國際化接軌的動力。

　　挑戰之六：美元或現短期反彈長期貶值波動

　　近期，美元避險情緒走高。2009年12月1日美元指數觸及年內最低點74.44點后止跌回升，22日一度上摸至78.45，反彈幅度接近5%，創下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月反彈幅度。預計，這一反彈態勢將在短期內繼續維持。

　　長期來看，美元可能仍將出現貶值趨勢。其一，美國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元流動性加大，但實體領域對美元的需求不高。此外，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以降低經常項目逆差也是美國未來經濟政策的一大方向，決定了美國的主要政策手段是美元貶值。
　　另一方面，弱勢美元只是美國在特定時期利用美元霸權來服務美國經濟的戰略選擇。貨幣的根基在于經濟，美元貨幣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強大。美國不會放任美元無序、快速下跌，世界上一些持有較多美元資產的國家也不希望美元出現劇烈下跌。
　　美元的短期反彈與長期貶值帶來波動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我國也受到沖擊。首先，美元的持續貶值使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其次，美元貶值對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國債的我國影響較大，將直接導致這些資產實際價值縮水。其三，美元貶值還將對全球大宗商品、股票、房地產的投機行為推波助瀾。
　　為應對美元長期貶值和短期升值波動給我國帶來的挑戰，我們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從短期來看，維護外匯儲備安全的重點在于適度進行期限、結構的優化和多元化管理。在不減少美元儲備資產總量的前提下，可調整美元儲備資產結構，增加短期國債的比重，同時考慮購買通脹指數化債券等。
　　第二，可以借助美元波動，采取適度和適時的投資應對短期價格波動。應有效管理資本流入，刺激內需，減少“雙順差”，使資源盡可能用于國內消費和投資。在我國仍有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把順差變為資本項目逆差。通過增加國際戰略儲備，對海外企業進行并購等方式直接投資。
　　第三，擴大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外匯貸款。向各產業骨干龍頭企業提供外匯貸款，鼓勵設備進口、技術引進與人才引進，推進其設備更新與技術改造；向“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外匯貸款，鼓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第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外匯儲備為擔保，以貨幣互換為渠道，對外開展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和人民幣貸款業務，努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挑戰之七：國際熱錢進出引發市場波動

　　在我國經濟率先復蘇、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升溫的背景下，“后危機時代”流動性膨脹帶來的國際熱錢向我國市場的流動已呈現出加速趨勢。

　　從2009年二季度起，我國市場上就出現了吸引熱錢流入的三大因素。首先，在美聯儲長期保持低利率及我國可能加息的預期下，中美利差逐漸擴大的可能吸引熱錢入境逐利；其次，美元持續貶值強化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吸引國際短期資本押注人民幣升值；第三，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帶動資本市場走強、房地產價格上漲，投資股市和房地產可能帶來資產溢價成為吸引熱錢涌入的重要誘因。
　　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上述三大因素不會發生逆轉，熱錢流入我國的壓力還會上升。更強的流動性和逐利性使復蘇依然不穩定的我國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隱患。
　　其一，熱錢的進入使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加劇了外匯占款壓力。熱錢進入國家外匯儲備越多，人民幣發放增長就越快。這相當于增加了貨幣流動性，不僅增大了通脹壓力，而且弱化了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能力，給政策調整帶來明顯的壓力。
　　其次，熱錢涌入增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不利于我國經濟的企穩復蘇。熱錢使國家外匯儲備的數量、規模劇增，既給發達國家鼓吹的人民幣升值論提供了直接支持，增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又進一步擴大了人民幣升值預期，使現行匯率制度受到嚴峻挑戰。
　　其三，熱錢流入會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加劇資本市場投機性和資產泡沫化。熱錢進入為了牟利，一旦國際市場環境發生轉變，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撤離將打破資產泡沫，造成國內資產市場劇烈波動。
　　因此，熱錢的大規模流入流出是后危機時代我國匯率調整、資本市場管理必須關注的重點。應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風險：
　　首先，不能在歐美市場貨幣政策沒有調整的情況下貿然收縮銀根，而應重點加強相關監管體系的建設，加強對外資進出信息的把握和有效管理。
　　其次，監管部門要努力分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必須把握好匯率走勢，綜合運用調控工具穩住經濟，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
　　其三，可考慮通過“金融創新”等方式分散一些市場資金過度集中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如果熱錢持續涌入且規模加大，央行可考慮將利率杠桿和其他貨幣政策手段有效搭配，并適時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使金融機構獲得足夠融資以緩沖熱錢迅速離場的沖擊。

　　挑戰之八：大宗商品市場波動風險加大

　　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石油、金屬、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從低位反彈，重新進入上行通道。在全球經濟逐步企穩回升但復蘇基礎尚不穩固的情況下，今后幾年大宗商品市場大幅波動的風險加大。

　　今后一段時間大宗商品市場運行將呈現以下三大趨勢。
　　其一，需求基本面逐步向好，但可能出現脫節。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力度有望加大，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將進一步恢復和上升。但是，當前各國經濟復蘇大都屬于政策性回暖，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將使世界經濟復蘇面臨停滯不前的風險，從而導致需求脫節，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下滑。
　　其二，投機資金風險偏好增強，價格波動幅度增大。目前來看，世界范圍內的低利率環境仍將延續較長時間，由此經濟持續回暖將增強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國際熱錢等投機資金將大量涌入長期看多、金融化程度較高的石油、金屬等大宗商品市場，且有可能成為價格波動的主導力量。
　　其三，美元匯率震蕩趨頻，大宗商品價格起伏加劇。長期來看，2010年大部分時間，美元走勢總體仍將偏軟，這不僅直接抬升大宗商品價格，也會刺激大宗商品的避險需求。但是，由于多空因素交織影響激烈，美元匯率變動也會趨向頻繁，從而加劇大宗商品價格起伏。
　　今后一段時間是鞏固我國經濟復蘇基礎的關鍵階段，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劇烈波動必然威脅我國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保持大宗商品市場的穩定、妥善應對市場波動是我國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保障。對此，我們的應對措施要以防為主，防范與應對結合。
　　第一，采取靈活多樣的采購方式，防止“中國因素”推高價格。對大宗買賣，必須在高度保密情況下統一策劃，既要避免分散采購導致內部惡性競爭，也要避免集中采購對市場造成導向性影響。
　　第二，盡快理順大宗商品價格形成機制，緩沖國際市場波動對國內市場的影響。目前，國際市場的波動對我國國內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政府要進一步加強價格監測預警，充實和完善儲備吞吐、價格調節基金等重要商品價格調控手段，逐步建立能夠反映能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公平競爭的價格形成機制，以緩沖國際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確保國際市場價格壓力平穩過渡到國內。
　　第三，密切關注國際市場投機行為，推動世界各國加強對投機行為的監管。政府要盡快成立專門機構，收集國際市場信息，跟蹤國際利益集團與國際炒家的動態，消除我國進出口貿易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應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加強對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場的金融監管，限制過度投機放大價格波動。
　　第四，努力爭取大宗商品國際定價權。政府要組織國內各大進口商形成利益共同體，通過聯手采購影響和壓低國際價格，使我國獲得與進口需求相匹配的國際價格的參與權重。
　　（鐘沈軍、楊曉靜、盧德坤、王曉蕊、王培偉、徐蕊、張希、陽建、徐珊珊、陸立軍、張倩、高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