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曼破產為標志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已經整整一周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政府積極應對，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目前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但中國經濟已經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
　　在邁入“重振增長”通道的后危機時代，專家學者們認為，這一階段的關鍵是，把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從政府主導的需求，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的需求。這個轉換能否順利推進，直接決定了宏觀經濟是“二次探底”，還是順利步入再次高速增長的坦途。

　　十個月緊急應對：中國一攬子計劃初見成效

　　自去年四季度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央加大了政府公共投資力度。2009年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資安排9080億元，增加4857億元，用于加快保障性住房、農村民生工程、社會事業建設、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建設、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汶川災后重建等方面。
　　在加大投資力度的同時，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消費需求的支持力度。拿出巨額財政補貼鼓勵家電下鄉、農機下鄉，積極擴大住房、汽車、農村消費信貸市場，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減輕居民醫療負擔，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水平。一項項力度空前的舉措，成為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全面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利器。
　　經過僅僅不到十個月的時間，中國的一攬子政策成效顯著。“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一攬子計劃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也是及時的、有力的、有效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年會開幕式上致辭時說。
　　雖然在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國經濟依舊保持了相對較高增速，但專家認為，這種高度依賴政府投資的復蘇模式已經到了調整的時候，體制改革應向引導市場需求方向調整。
　　“從大背景看，從去年11月開始的第一輪經濟刺激措施及時啟動了經濟復蘇步伐，下一階段的關鍵，還是要把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從政府主導的需求，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的需求。這個轉換能否順利推進，直接決定了宏觀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巴曙松說。
　　巴曙松認為，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關鍵在于放松準入的管制，放開對民間資本在一些領域上的限制，由企業接過經濟繼續增長動力的第二棒。可以考慮將社會投資引入審批門檻高、但依然有巨大增長空間的行業，比如基礎設施、基礎行業和一些重要的服務業(移動通信、醫療保健、金融業等)。可以預計放松相關行業準入限制的一系列規定會逐步出臺。
　　“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和寬松的流動性直接拉動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為2009年GDP的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政府主導的刺激政策的主要后患在于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后續動力不足，從而政策效果局限于短期，難以持續。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是出臺放眼中長期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弱化政府在經濟拉動中的作用，為私人部門(包括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發展提供相應的鼓勵和保護，從根本上增強經濟活力。”太平洋證券的研究報告稱。
　　“后危機時代，結構調整應該凸顯‘國退民進’特色，其中如何更加強化民營經濟的力量應成為重要內容。未來一個重要的方向，是把目前的大國企做好、做強，做強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降低國有股占比等方式，提升現有企業的競爭力。”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

　　“后危機”時代：應從外需主導轉為內需主導

　　除了引導市場需求的體制改革外，在宏觀經濟層面考慮，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必須開始從由外需主導的增長模式向內需主導型轉換。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主席史蒂芬·羅奇表示，在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中，中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這駕馬車在拉動，而非消費拉動。中國刺激經濟發展的舉措成效明顯，但是中國也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使經濟增長變得更均衡。如果中國真正實現了從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增長的轉變，將在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三駕馬車同時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更具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上半年的經濟數據也印證了內需主導型轉換的必要性。上半年GDP增長7.1%，其中投資貢獻了6.2個百分點，消費貢獻了3.8個百分點，出口負拉動2.9個百分點。
　　“隨著外貿依存度的增加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帶來了產業鏈條低端化、資源過度消耗、增長難以持續等一系列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從經濟學理論還是發達國家的歷史實踐來看，內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才是穩定且可持續的，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金融危機從某種程度上僅是加劇了我們對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需要。”太平洋證券分析師周明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