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華爾街,美國經濟凄風苦雨。但誰又能料到,在隨后的5年間,不過是池魚之殃的歐洲,竟然陷入比美國更嚴重的債務危機;原先風景獨好的新興經濟體,在2013年也迎來了猛烈的頂頭風。
反觀美國,經濟則開始反轉,消費者信心增強,失業率下降,至少在經濟領域,美國大有王者歸來的氣勢。
美國緣何能率先扭轉經濟頹勢?不外乎以下幾點:
第一,“頁巖氣革命”和“再工業化”。正是受益于“頁巖氣革命”,美國本土油氣開發成本大幅下降。低成本意味著美國經濟的強大競爭力。此外,奧巴馬政府努力推動美國“再工業化”。在過去幾年,在“再工業化”大旗號召或政府施壓下,谷歌、通用電氣、卡特比勒、英特爾等大公司公布了將部分高端制造業務回遷至美國的計劃。這里面不乏政治表態因素,但對美國經濟顯然也有提振效用,并有助于美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第二,“再苦不能苦創新”的體制。《華爾街日報》曾公布的一項統計報告顯示,即使在金融危機最為猛烈的2008年第四季度,在除汽車和醫藥企業外的美國28家大企業中,其當季度收入雖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7.7%,但研發費用只微降了0.7%。其中,微軟、IBM、波音、杜邦、卡特彼勒等許多巨無霸企業研發開支還出現了明顯增長。
從美國大公司研發費用的強勁表現可以看出,金融危機既是一次嚴峻的挑戰,也是各個產業可能重新洗牌的機會。一些美國大公司早已未雨綢繆,為經濟復蘇后的競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橄欖型”社會結構。作為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美國的窮人和富人都是相對少數。盡管在金融危機中,富人變得更富,窮人無力度日,一度激起民憤,并引發“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但總體看,美國“橄欖型”社會結構并未改變,這顯然有助于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橄欖型”社會有較強的消費能力,這正是驅使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在危機之前,美國是消費過多,赤字高懸;但經過危機調整,美國人消費漸趨理性,政府也努力削減赤字。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如果能夠實現,美國經濟否極泰來不是一句空話。
另外,不能忽視的還有美國所獨有的“美元紅利”。在金融危機時期,美聯儲開動印刷機,通過量化寬松將滾滾美元推向市場,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是借助美元的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讓其他國家承擔了美國的負債。這種美元的“鑄幣稅”讓美國受益頗豐,卻讓其他國家面臨剝削。量化寬松時,它們向美國交付紅利;終結量寬時,它們則面臨外資出逃和經濟失血。
所有這些因素,使美國經濟有著較好的彈性,并相對較快地走出了危機。而在上述四個方面,其他國家尚很難與美國相提并論。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為例,在創新問題上,坦率地說,我們還無法望美國之項背;在消費問題上,普通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也遜于美國人;在“鑄幣稅”問題上,人民幣還不是可兌換貨幣,而中國反倒擁有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
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優勢,中國也有中國的長處。中國的后發優勢,人口和改革的紅利,勤儉持家的傳統,有遠見的改革舉措……正是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中國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成為新興國家中的亮點,也取得了讓美國等西方國家驚嘆的成就。
沒有永遠的成功者,在世界經濟的全面競爭中,稍有不慎,則可能滿盤皆輸。反觀美國,反思中國。取長補短,居安思危,我們方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再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