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高層官員日前指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一方面是就業總量壓力繼續加大，另一方面是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就業優先戰略過程中，除努力擴大就業機會總量外，還應努力探索中國式的緩解結構性失業之路。
中國是人口大國，而且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城鎮化過程，工商企業如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當然不是輕松話題。但是，幾年前就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的“用工荒”現象，如今似有更嚴重之勢。有論者認為，在“中國什么資源都缺，就是不缺人力資源”的情況下，居然會出現“用工荒”，是十足的荒謬。看似荒謬，而實際上一方面社會有大量職業空缺，另一方面還有很多人在尋找合適的就業機會，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在經濟學上，這被稱為“結構性失業”，是指就業崗位提供的薪給水平、要求的技能、分布的地域等條件，與求職者期望或具備的條件有較大的結構性差異，從而導致很多人不能就業。
西方傳統經濟學認為，自由市場體制能讓社會自動實現充分就業，無需政府干預。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問世后，承認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并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需要政府干預，促進就業。但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只承認由于經濟增長沒有達到潛在增長水平而形成的失業才是失業，即使存在結構性失業，也算實現充分就業了。因此并沒有從理論或政策方面進一步探討結構性失業問題。從近幾十年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多是利用產業轉移的方式，致力于發展更賺錢的現代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創造更多既體面又能掙高薪的就業機會，而把縫襯衣、織襪子，乃至造汽車、造輪船這種勞動辛苦而工資不高的工作崗位，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國；那些掃大街、掏廁所之類更辛苦，工資更低的工作崗位，則多是讓新移民去干。
中國的人口龐大，衣食住行所需不可能依賴進口，更不可能大規模引進移民從事艱苦低薪的職業，因此必須保留足夠規模的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而這些行業注定比高新技術產業及現代服務業的利潤低，工作環境差，薪給、福利水平也低，越來越難以吸引“80后”、“90后”的求職者。如果消極地讓市場機制消化、磨合這種結構性矛盾，要待以較長時日，令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付出很大代價。
如何以積極態度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筆者認為，不能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找出現成答案。中國政府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具備極大的動員能力，靠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相結合，在解決結構性失業方面，應能探索出一條比西方國家更快捷的路。有論者提出，政府應該加強職業培訓，讓勞動者提高技能，適應更高薪酬的就業崗位。這不失為良策，但不是根本之策。因為，中國不可能把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都轉移出去。依筆者之見，政府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努力，首先應該是改善從事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的小微企業的經營環境，讓其有錢可賺。這類企業是提供城鎮就業崗位的主要渠道，也是“用工荒”的主要承受對象。如果這些企業能多賺錢，在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作用下，自然會提高員工待遇，增強對求職者吸引力。其次，政府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福利和保障事業。以外來農民工為主體的小微企業員工，除貨幣工資較低外，往往難以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改善小微企業外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將是提高這類企業就業崗位吸引力的重要途徑。至于如何改善傳統制造業、服務業小微企業的經營環境，完善這些企業員工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正是當前的熱門話題，需要各方積極探索。